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对二叔说:“我去给您打包点东西带回去。雨村的山货,虽然不是啥值钱的,但新鲜。”
二叔看了我一眼,说:“不用。”
“不费事,就随便装点。”我说完就转身进了屋,没给二叔再拒绝的机会。
打包东西这事儿,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在想了。二叔不缺钱,什么好东西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雨村后山上的笋干,比如自家菜地里种的萝卜晒的萝卜干,比如胖子用古法酿的米酒。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但带着雨村的味道,带着这个院子的味道,带着我们的味道。
我走进厨房,找胖子要了几个干净的塑料袋和两个纸箱子。胖子听说我要给二叔打包东西,二话不说就从柜子里翻出了几个密封罐,说:“用这个装,比塑料袋好,不漏气。”
我接过密封罐,开始在各个角落翻找可以打包的东西。
先从笋干开始。去年冬天晒的笋干还有不少,装在蛇皮袋里,放在厨房角落的架子上。我抓了两大把,大概有一斤多,装进一个密封罐里,压了压实,盖上盖子。笋干的颜色是深黄色的,表面有一层细细的白霜,是晒干过程中析出来的氨基酸,闻起来有一种浓缩了的、很醇厚的香气。这种笋干拿来炖肉或者煮汤,比鲜笋还香,因为风味物质都浓缩了。
然后是萝卜干。萝卜干是胖子去年秋天腌的,用的是自家菜地里种的白萝卜,切成条,晒到半干,加盐、辣椒面、花椒粉揉搓,然后装坛密封,放在阴凉处慢慢酵。现在开坛,萝卜干已经腌透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浅褐色,表面裹着一层红亮的辣椒粉,闻起来咸香中带着一丝甜,嚼起来嘎嘣脆,是喝粥的绝配。我装了一罐,大概有小半斤。
然后是米酒。胖子酿的米酒还剩最后两瓶,是用那种老式的玻璃输液瓶装的,瓶口用软木塞塞着,外面裹了一层保鲜膜。酒体是淡琥珀色的,对着光看能看到里面悬浮着细细的米粒,晃动的时候像雪花一样飘舞。这酒度数不高,甜丝丝的,二叔上次喝的时候多喝了两口,应该是喜欢的。我把两瓶都装进了纸箱里,在瓶子之间塞了报纸,防止路上磕碰。
然后是干香菇。干香菇是去年秋天从后山采的野生香菇晒的,个头不大,但菇伞厚实,香味比市场上卖的那种人工栽培的浓了不知道多少倍。抓一把放在鼻子底下闻,那种浓郁的、带着一点点森林气息的菌菇香直往鼻子里钻。装了一罐,大概也有小半斤。
然后是腊肉。腊肉是胖子自己腌的,用的是村里老李家养的土猪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用盐、花椒、八角、桂皮腌了七天,然后在院子里晾了半个月,让冬天的风吹干。腊肉的表面是深褐色的,切开来里面的肉是玫瑰红色的,脂肪部分呈半透明的琥珀色,蒸熟之后切片,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嚼起来满口都是烟熏和香料的味道。我切了大概两斤,用油纸包好,装进密封袋里,再放进纸箱。
我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码进纸箱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像在拼一个三维的拼图。两个纸箱,一个装干货,一个装腊肉和米酒,上面用胶带封好,再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了“二叔”两个字,以防弄混。
小哥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厨房出来了,站在我旁边看着我打包。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手里多了一个小袋子。他把袋子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袋晒干的野菊花。
野菊花是秋天的时候小哥在山上采的,金黄色的花朵,晒干之后缩小了很多,花瓣卷曲着,但颜色还在,那种明亮的、温暖的黄色。用这种野菊花泡茶,清热明目,味道清苦中带着一丝甘甜。我不知道小哥为什么要给二叔带这个,但他既然拿了,我就装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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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了。”我说。
他没说话,转身又回厨房了。
我拎着两个纸箱走到院子里,放在石桌旁边,对二叔说:“二叔,这些是给您带回去的。笋干、萝卜干、香菇、腊肉、米酒,还有小哥采的野菊花。”
二叔低头看了一眼那两个纸箱,目光在上面停了几秒。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种淡淡的、看不出情绪的样子,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在毯子下面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伸手去摸箱子,还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太多了。”二叔说。
“不多,都是干货,不占地方。”我说,“您到了北京,这些东西往那儿一放,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就行。笋干炖肉、萝卜干配粥、香菇烧鸡,都是简单的菜,不费事。”
二叔没再说什么。
胖子从厨房里端着一盘菜走出来,放在石桌上,是一盘刚出锅的腊肉炒蒜苗。腊肉的油脂在灯光下闪着光,蒜苗被炒得翠绿,两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看起来就很有食欲。他放下盘子,看了一眼那两个纸箱,说:“二叔,这些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少。雨村这个地方,别的没有,山货还是不少的。下次您来,我再给您多备点。”
二叔看着胖子,那个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感激,又不像感激,像是欣慰,又不完全是欣慰。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个字:“好。”
这个“好”字说得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中午的饭,胖子从九点多就开始准备了。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锅碗瓢盆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交响乐。小哥在里面帮他,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胖子炒菜,小哥备料;胖子调味,小哥试咸淡;胖子装盘,小哥擦盘子边。我在外面想进去帮忙,被胖子赶出来了两次,第三次他干脆把厨房的门关上了,我站在门口愣了两秒,然后老老实实地回到院子里,在二叔旁边的小板凳上重新坐下来。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点笑意——不是那种明显的笑,是一种藏在很深处的、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到的微光。
“帮不上忙?”二叔问。
“他们不让帮,”我说,“嫌我碍事。”
二叔嘴角动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院子里的菜地在阳光下绿得亮,青菜的叶子上还挂着露水,在光线的照射下像镶了一层碎钻。那棵柿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几个嫩芽,很小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但确实存在。春天快来了,虽然还带着冬天的尾巴,但那种生机勃勃的气息已经藏不住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院子里的这一切,心里忽然觉得很平静。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想的平静,是那种什么都可以想但什么都不用急的平静。像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可以把脑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出来,摊在阳光下晒一晒,不用急着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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