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香港,像是被人从外面撬开了一道口子,光从缝隙里灌进来,照得整座城市烫。
街面上的车多了,工地的围板多了,地产经纪的招牌像蘑菇一样从骑楼的缝隙里长出来,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弥敦道两侧,连楼与楼之间那道窄到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的空地也没放过。
有人蹲在茶餐厅门口翻报纸,翻到地产版的时候手指会在某一栏停下来,用指尖顺着那行铅字划过去,像是在用指腹的触感确认那道涨价曲线是不是真的已经画到了他预期的那一行。
新生儿的出生率也在涨,整座城市的呼吸被新的人口和新的工地同时填满,到了连墙缝都在往外渗热的程度,没有一块砖是凉的。
港岛和九龙的建成区土地早就被挤到了极限,旧区的楼挨着楼,晾衣绳从这扇窗拉到那扇窗,把天空切成一块一块不规则的碎片;新楼盘迟迟跟不上,一九六九年全年新建住宅不过七千六百一十八套,只有高峰期四分之一,存量空置楼房被迅消化,房源紧缺直接拉动租金和地价起飞。
有人在旧楼的天台加建铁皮屋,有人在阳台的边角再隔出一间只能放下一张折叠床的空间,像是一幅已经画满的画纸,被人沿着边角一点一点地补到边缘都磨成了毛边。
一九七二年,红磡海底隧道正式通车。港岛和九龙的二十多公里通勤壁垒在通车的一瞬间被压成了不到两公里的直线距离,跨区土地价值开始重估,市场普遍看好全港土地升值空间。
有人在隧道通车的第二天就坐着巴士过了一趟海,只是为了看看对面那些以前觉得太远的地段现在还剩多少没被圈起来的空地,像是要用自己的目光替那些还没挂牌的土地提前画一道线。
同年,港英政府官宣十年建屋计划和新界新市镇开规划,政府大举开拓新界土地,长远土地预期被打开,但老牌英资地产商嫌弃新界偏远不愿开荒,商机留给了华资开商。
华资地产商的地皮从不靠近中环,他们从新界入手,翻修旧厂房,填平旧鱼塘,把那些连英国人都不愿多看一眼的荒地一块一块地圈起来,沿着规划路线的外沿依次排好,再沿着同一道轨迹依次标价。
同年,尼克松访华。中美破冰的新闻传到香港的时候,中环的茶楼里有人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抬起头来愣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夹菜了。
外界的预判比本地人更早落地——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窗口的价值被重新估算,东南亚热钱开始大量涌入香港楼市和股市,像是有人在同一道水闸的同一侧同时拧开了多只阀门。
南洋的资本、北美华人的汇单、台湾的旧钱,沿着各自的通道在同一条水泥路面汇合,填平了那些原本横亘在街面和账本之间的沟壑,把每一个刚挂牌的新盘都推到了出它自身容积的高度。
然后英镑贬值了。货币贬值催生通胀,老百姓手里的钱在缩水,存在银行里的积蓄正在被稀释成无人认领的旧账。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赶紧花出去。买什么?买房。
香港的房价从这一年开始真正起飞。
上半年其实还好,恒生指数年初三百二十四点,依托经济利好缓慢上行,房价先从半山、浅水湾、九龙塘的豪宅开始领涨,像是有人在那些已经铺平的地基上依次加了底座。
然后普通住宅、商铺、工业用地价格跟着上涨,炒卖楼花成为普遍投机手段,有人连图纸都没见过就交了定金,签完字之后站在售楼处门口,把收据对折放进衬衣口袋里,手指按了一下那层纸面的厚度,又在纸上摸到了那道折痕的边沿,才转身离开。
下半年,长江实业的李嘉诚、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李兆基、冯景禧、恒隆地产的陈曾熙、合和实业的胡应湘、新世界展的郑裕彤纷纷上市。
他们站在交易所的铜锣前面,有人把手握成拳头搁在台面上,有人把手按在桌上那道已经被磨得亮的漆面上方,有人把目光放得比众人预期的更远一些,看着那些正在建的地基和未来会连接它们的路网,在脑海中把尚未浇筑的楼层逐一填进空缺处。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怡和等英资洋行也纷纷下场,像是有人把同一张牌桌加长了一截,让两边的人都能同时把筹码推到中间。
霍英东倒是对这个没什么兴趣。虽然楼花是他明的,但他现在的精力主要放在澳门。
一九七零年葡京赌场开业,他把重心转移到澳门博彩、酒店、码头配套地产经营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他持股三成,是第一大股东,港英针对他,他就去找葡萄牙人玩。
更何况他还卖建材——海沙东的绰号不是白叫的,光是填海用的砂石就够他吃好几年的,像是一根已经铺好的暗渠,不需要他多看一眼,也照样替他走完那一段不需要他弯腰和动笔就能铺好的路线。
包玉刚更是理都没理地产,一九七二年正是全球海运景气的黄金阶段,他的核心精力全部用来扩张油轮和干货船队,旗下的亚洲航业、隆丰投资早已完成上市,牛市阶段只是顺水推舟享受自家航运股票涨价、适度配股集资用来添置新船,资金优先投入海运,而非土地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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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的操作更简单——他什么都不干,只放贷款。地产五虎举债豪赌,借谁的不是借?李祖没那么多钱?大哥二哥也没有吗?那就三姐在日本刮地皮咯,反正日本欠那么多呢。
他不抢地,不建楼,不上市,只是坐在美记的办公室里,把一笔一笔的贷款合同签出去,利率不高不低,担保不多不少,像是用同一道已经铺好的轨道,把地产商的钱送进工地,再让工地长的楼把其中的部分利润按月返还。他操心的是别的事。
他在深水湾买了一栋洋房。
深水湾位于香港岛南区,背山面海,避开山顶的寒风和低地的闷热,冬季平均温度比太平山顶高了三到五度。
那栋洋房不大,红砖外墙,白窗框,院子里有一棵老樟树,树冠撑开大半个院子,树荫落在草坪上,被风晃动的时候像是有人在一层没干透的颜料上用软布来回擦拭。
樟树底下有一张长椅,椅面的木条已经被日晒雨淋磨出了细微的裂纹,但结构依然牢固。李祖站在院子里看过那张长椅好几次,坐在摇椅上试了一下,椅面向下陷了浅浅的一层,然后停住了,没有继续沉下去。
他在院子里添了两把藤编的摇椅和一张矮茶几,摇椅的扶手上挂了一块棉布垫子,像是已经习惯了等人坐下去。
李祖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美记办公室里看一份贷款申请。电话那头芬恩的声音不高,但李祖能听出那层压住的疲惫——和他平时说话不一样,没有那种散漫的尾音了。邦尼过完年的时候感冒了,后来感冒好了,但一直咳嗽。
芬恩带她去医院检查,以为是支气管炎或者肺炎,结果诊断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医生说不是急症,是年轻时积累下来的损伤,到了年纪开始显现了。
邦尼年轻时在美国西部生活过,后来又跟着芬恩在东北待过几年。蒙大拿的冬天干燥寒冷,东北的冬天更是凛冽刺骨。
长期暴露在那种空气里,对呼吸系统的损伤是积累性的,年轻时扛得住,老了就慢慢显出来了。慢阻肺不会让她立刻倒下,但会让她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感觉到自己的极限——以前能爬三层楼,现在爬一层就要歇一歇;以前能在院子里走半个小时,现在走十分钟就要坐下来喘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