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龙湾渡。
正月初七,天还没亮,江雾浓得对面不见人。渡口的守军裹着破棉袄蹲在麻袋工事后面,哈欠连天。这是建康城的外围江防,驻扎着殿前司一个不满编的水军指挥,外加从两淮退下来的溃兵拼凑成的“江防守备营”,满打满算不到一千五百人。负责这段江防的统领叫曹安,是夏震手下的老军头,在灵璧城下丢了一只耳朵。曹安这辈子打过最硬的仗就是守城,对水战一窍不通。但上司说了,江南叛军都是山里的泥腿子,从建康西南山区钻出来的,就算有船,也不过是些渔船和竹筏,撞不过大宋官造的战船。曹安信了,他手下的兵也信了。所以当江雾深处传来奇怪的声响时,哨兵第一反应不是敌袭,而是“哪家漕帮半夜跑船”。
那声音不是桨声,也不是橹声。是一种低沉的、有节奏的突突声,像有人在江面底下擂鼓。哨兵端着火把探出工事往江面上照,雾太浓,什么都看不见。他侧耳听了片刻,回头朝哨棚里喊了一嗓子:“头儿,你出来听听,这什么动静——”他没有喊完。江雾深处忽然闪出一排火光,不是火把,是炮口焰。十几迫击炮炮弹同时从雾中钻出来,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砸在滩头工事上。爆炸的气浪掀翻了沙袋,把麻袋里的沙土炸得满天飞。哨兵被冲击波掀出去一丈多远,后背撞在哨棚的木柱上,嘴里全是血腥味。他最后的意识里,那突突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像一百面鼓同时在江面上擂响。然后他看到了那些船从雾中冲出来的样子——不是渔船,不是竹筏,是铁壳蒸汽拖轮,每一艘都冒着滚滚白烟,船舷两侧焊着钢板,船头架着轻机枪。它们后面拖着长长的驳船队,驳船上密密麻麻站满了步兵,钢盔在晨曦中泛着冷光。
江南兵团水陆联运第一梯队的二十艘蒸汽拖轮和六十条驳船,在正月初七凌晨从当涂秘密起航,顺江而下,仅用一个多时辰便抵达建康江面。这个度是任何依靠风帆和桨橹的传统水师都无法企及的——冬季长江刮的是北风,逆风行船要靠纤夫拉,从当涂到建康逆风至少要走一整天。但蒸汽拖轮不在乎风向,它的螺旋桨在江水之下以固定转旋转,每艘拖轮拖三条驳船,满载一百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步兵和两门迫击炮,在江心画出笔直的白痕。
龙湾渡在不到半个时辰内被完全压制。滩头工事的守军连像样的抵抗都没组织起来——迫击炮的第一轮齐射就把渡口的指挥哨棚炸成了碎片,第二轮打掉了囤积在码头上的箭矢和火油罐,第三轮在守军溃退的路线上炸出一道火墙,堵住了他们往建康城逃窜的后路。没等步兵登陆,残余守军已经扔掉武器跪在泥滩上高举双手。从第一炮弹落地到渡口易手,全程不到两刻钟。江南兵团伤亡零。
与此同时,同样的场景在长江南岸十余处渡口同时上演。
这是江南根据地的“水网闪电战”——一种建立在蒸汽动力内河航运、无线和有线双轨通讯、预先渗透侦察之上的全新作战方式。它不是传统的“沿江推进、逐城攻坚”,而是利用江南水网密布的地形特点,以蒸汽拖轮为机动平台,将数万大军像撒网一样同时投向十余处渡口。每一处渡口都是事先经过反复侦察标定的——知更社的地下党在过去两年里以船工、纤夫、码头苦力的身份渗透了沿江各州的水运系统,绘制了精确到每一处浅滩、暗礁、渡口和守军换岗时间的水文军用地图。这些情报汇聚到参谋部后,再由聂怀桑本人参与最终敲定各突击群的登陆时间与路线。建康、镇江、池州、芜湖、铜陵——这些渡口在同一时辰遭到攻击,彼此之间相距几十里到上百里,任何一处渡口的求援信使都来不及把消息送到友军手中。宋军的江防体系是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传统防御网,它的逻辑是:一处遇袭,邻近防区驰援。但这个逻辑的前提是驰援部队能比敌人更快赶到,而宋军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
建康守将夏震在官署里被炮声惊醒时,第一个反应不是派兵增援龙湾,而是问了一句:“江上有多少条船?”幕僚答不上来。因为报信的溃兵说的数字互相矛盾——有人说是十条,有人说是五十条,有人说是满江都是。夏震披甲登上建康西门城楼,用千里镜望向江面。晨雾正在散去,他看到了一幅让他终生难忘的景象:长江江面上,数十艘冒着白烟的黑色铁船正在来回穿梭,驳船从江心往返于岸边,卸下部队后又转身回到江心,继续拖运下一批。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像一条巨大的流水线。建康城外的长江,已经变成了江南兵团的高补给线和机动走廊。夏震放下千里镜,对身后的幕僚说了一句话,语气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迟来的清醒:“这不是打仗。这是搬家。他们把整个根据地都搬过来了。”
在镇江方向,江南兵团水陆联运第二梯队的十五艘蒸汽拖轮和四十五条驳船,于同一天傍晚抵达镇江正面江面。镇江守将是赵淳——当年北伐中路军的副帅,邓州撤围后在史弥远的清洗中被打到镇江当了个闲职知府。他比夏震清醒得多,也悲观得多。赵淳几乎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判断:“这不是来攻城的,是来锁江的。他们在切断建康和镇江之间的江面联系,让两城各自为战,然后一个一个吃掉。”他命令城头点燃烽火,派出三批信使分水陆两路向临安求援。三批信使都没有到达临安。第一批从江上走,被江南兵团的武装蒸汽拖轮在江心截住,连人带船被俘。第二批从陆路走,在句容以南的山道上被早已潜入此地的侦察分队伏击拦截,带队的都头被俘时身上还揣着赵淳写给史弥远的亲笔信。第三批换上便服走小路,绕过了两道封锁线,却在湖州以北的运河边被知更社地下党辨认出来,直接扭送进根据地的临时指挥部。赵淳在镇江城头等了一夜,等到的是江南兵团的传单——用迫击炮射的宣传弹打进城里,传单上印着《讨宋檄》的全文,以及一行新加的话:“赵淳,你在邓州围了完颜匡两个月,最后朝廷把邓州割给金人。你为谁打仗,还没想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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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与镇江之间相距不过百余里,中间隔着茅山余脉和密如蛛网的河汊。江南兵团的第三路穿插部队从当涂出,以江南本地的内河蒸汽拖轮沿运河北上,同时辅以轻装步兵徒步翻越茅山,东西对进。他们的任务不是攻占任何一座城池,而是在建康与镇江之间所有的官道、渡口、桥梁和驿站上建立阻断阵地,像一把梳子一样把交通线全部打断。穿插部队每个连都配备了至少一挺轻机枪和一门轻型迫击炮,火力远任何同等规模的宋军部队。宋军一支从建康溃退下来的步兵指挥试图从句容渡口过河,现渡口已经被江南兵团的步兵占领,桥头两侧垒起了沙袋,沙袋后面至少三挺轻机枪。宋军冲了两次,丢下五十多具尸体,溃散了。另一支从镇江出的信使队试图走小路绕过封锁线,在茅山山道上被预先设伏的狙击手打掉了领队的都头,其余人一哄而散。两天之内,建康与镇江之间的交通联系被切成碎片。两座城各自为战,彼此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
战斗转入围城攻坚后,江南兵团开始展示另一种战术:用宣传瓦解守军。
建康城被围的第二天早晨,守城的宋军士兵在垛口上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不是攻城锤,不是云梯,不是投石机。是传单。迫击炮把成捆的传单打进城里,传单在半空中炸开,雪片一样落在街道上、屋顶上、军营的操场上。传单上印的字很大,不识字的人也能请人念。内容不是恫吓,是算账。“岁币银绢各五十万两匹,朝廷从你们每个人头上刮了多少?”“唐州邓州割给金人,你们的同袍在邓州围了两个月,为谁打的仗?”“长江水运开放给金军,你们的船被征去运金人的粮食,你们拿过一分工钱吗?”“韩侂胄的人头送到中都那天,临安茶馆里在说风月,你们在前线冻伤了脚趾,谁的脚趾?”
建康城内的守军都是本地人,其中不少人的家乡就在江南根据地外围控制区。他们或多或少听过合作社、识字班、分田分地的事。一个被俘后释放回来的伤兵说,根据地把金兵俘虏押到码头上干活,一天三顿干饭,有肉,月底还工钱。这事在军营里传开之后,再也没有人相信“妖逆杀人不眨眼”的官方说辞。
围城第四天,建康城南门的签军步兵营生了哗变。哗变的起因是夏震下令拆民房加固城防,拆到了一户签军士兵家的祖宅。那士兵的父亲跪在营门口哭,被守门的亲兵打了。士兵们先是围住了亲兵,然后是拒绝出操,然后是整营人把刀枪堆在操场上,推开城门,派了个胆子大的跑到对面阵地上喊话——“别开炮,我们是来投的!”
政委带着一个指导员走进签军营地时,两百多个签军士兵列队站在操场上,刀枪整整齐齐地码在地上。政委没有说废话,第一句话是:“愿意回家的,给路费,就地遣散。愿意留下的,编入人民武装,从今天起吃一样的饭,拿一样的饷。”政委还补了一句——“想分地的,等仗打完了,回你们老家分。江南根据地的规矩,一人三亩,一家五口就是十五亩。没有地租,没有苛捐杂税。有合作社帮你们种,有卫生院给你们看病,有识字班给你们娃娃念书。”两百多个签军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第一个人走出来,站到了政委身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到傍晚,两百多人全部留下了。夏震在城楼上看着南门的方向,沉默了很久。他没有派人去镇压——不是不想,是没有可靠的部队了。他的亲兵告诉他,北门的守军也开始在营房里交头接耳,说“南门的兄弟们已经过去了,听说那边一天三顿干饭,有肉”。夏震按住佩刀的刀柄,手指节捏得白。刀没有拔出来。他是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是史弥远的心腹,是涌金门外亲手安排刺杀韩侂胄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守的这座城建在什么样的地基上。地基不是石头,是人心。人心已经没了。
南线宋军的崩溃,不是从城墙被突破开始的,是从士兵的集体意识觉醒开始的。江南根据地讨宋檄文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水网闪电战”带来的军事碾压,在极短时间内瓦解了宋军赖以维持士气的所有支柱——朝廷的合法性、将领的威信、士兵的忠诚、后方的安定,每一样都在失效。而江南兵团给出的不只是一篇檄文,还有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新生活。这对于建康码头上扛包的苦力、绍兴染坊里累弯了腰的女工、淮河边被征去给金人运粮的船户、邓州城下冻掉了脚趾的伤兵来说,不是宣传,是现世报。
正月初十,建康城破。不是被大炮轰开的,是被南门守军自己打开的。夏震在城破时带着少数亲随从北门突围,被蒸汽坦克追上,在江边被俘。他被押到建康城中心的鼓楼前时,看到了那些曾经跟着他在灵璧城下冲锋、在宿州城下围城、在镇江营房里被他收缴檄文的士兵们,正排队在街边领热粥。粥是江南兵团的炊事班熬的,稠得插筷子不倒。负责分粥的是个女兵,年纪不大,帽檐下面露出齐耳短,军装洗得白,袖口卷到手肘。她舀粥的动作又快又匀,每一碗都舀到碗沿。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建康码头扛包的。”夏震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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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与镇江陷落后,从长江到太湖之间再无任何成建制的宋军防线。江南兵团的水陆联运部队沿运河继续南下,苏州、湖州等沿运城镇的守军几乎是望风而降。在太湖东岸,一支江南兵团的先遣支队与从杭州出北上的宋军禁军遭遇。禁军是史弥远从临安拼凑出来的最后机动兵力,由一个姓钱的都统制率领,号称两万,实际不足八千。他们在湖州以北的运河边撞上了江南兵团的蒸汽拖轮编队,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禁军的骑兵被重机枪压制在运河东岸的芦苇荡里打,步军被迫击炮轰散在田埂上。钱都统制在溃退时被溃兵推搡落马,摔断了腿,被自己人踩死在运河边的泥滩里。这是宋军在江南水网地带组织的最后一次成规模反击。此后,从镇江到杭州的运河通道全部被江南兵团控制。史弥远在临安城里收到了苏州、湖州守将各自遣使送来的降书,两份降书几乎同时送到政事堂。他坐在案后,没有怒,没有斥骂,只是慢慢把两份降书叠在一起压在镇尺底下,说了一句——“他们不是投降,是回家。这些地方,早就是他们的家了。”
而在铅山的瓢泉边,六十二岁的辛弃疾正披甲站在田虎面前,拄着他的铁枪,枪尖上寒光已不如往昔,但握枪的手依然青筋暴起,稳如磐石。他说:“我要去建康。”田虎跪在地上,死死抱住辛弃疾的腿,眼泪横流:“您六十二了,腿上的箭伤一遇阴天就走不了路,您怎么去?”
辛弃疾低头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铁枪往地上一顿。枪尾的铸铁锥砸在冻土上,震得地上的霜花簌簌抖。他的声音沙哑而固执:“那就慢慢走。走一天是一天。走不动了,你背我。背不动了,我就爬。”他望着北方的天际,那里有他等待了四十年的红旗。他知道那支军队不需要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将去冲锋陷阵,但他还是要去。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亲眼看到。四十三年前他率五十骑冲入五万金兵大营,缚张安国而南归,那时候他以为大宋会北伐,中原会恢复。四十三年来朝廷把他的平戎策拿去垫了箱底,把他这个人从建康赶到江西,从江西赶到铅山,从将军赶到田舍翁。现在有人替他打了,他必须去看一眼。看一眼就够了。这个时代最清醒的军事家,这个悲剧中最痛苦的旁观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朝着建康的方向迈出了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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