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恪恩的手悬在半空,看着于泗水。
于泗水被他看得有点心虚,但他不打算退让。
他生病了,他发着烧,他难受,他就是不想吃药,不想喝粥,不想配合,不想当那个懂事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他就想耍赖,就想任性,就想看看任恪恩会怎么办。
任恪恩把药放回去,拿起桌上的杯子,去茶水间接了一杯温水,放在于泗水面前。
然后他拉了把椅子,在于泗水对面坐下,两个人隔着一张堆满文件和外卖盒的办公桌,面对面坐着。
“你盯着我也没用,”于泗水说,“我不吃。”
“那你什么时候吃?”
“不知道,可能明天。”
“明天烧就退了?”
“也许。”
任恪恩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办公室里的空调呼呼地吹,把干燥的热气从出风口送出来,吹得桌上的一沓打印纸边角微微翘起。
楼道里有人在上下楼,脚步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最后归于安静。
于泗水被他看得不自在,伸手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又放下,然后他盯着杯子里剩下的半杯水,说了一句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话。
“你喂我。”
说完之后他的耳朵尖“唰”地红了,从耳朵尖到耳根到脖子,像被人泼了一杯热水,整片皮肤都在发烫。
他不敢抬头看任恪恩的表情,低着头盯着那杯水,恨不得把那句话从空气里抓回来塞回嘴里。
“你说什么?”任恪恩问。
“没什么。”
“我听见了。”
“你听错了。”
“于泗水。”
“叫什么叫,”于泗水抬起头,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但还是强撑着说,“我发烧,脑子不清楚,刚才说的都不算。”
任恪恩看了他几秒,忽然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于泗水下意识往后仰了仰,椅背顶着他的后背,退无可退。
任恪恩拿起桌上的药板,掰开一粒,放在掌心里,另一只手端起那杯温水,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张嘴。”他说。
于泗水的注意力全在他手上,那只手好几个月前还缠着纱布,现在纱布拆了,只有手背还留着几道淡粉色的新生的疤痕。
“不吃。”于泗水说。
任恪恩没动。
“你放下,我自己吃。”
任恪恩还是没动。
于泗水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他在那双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红着脸,乱着头发,额头上还有退热贴留下的胶痕,狼狈得不像话。
于泗水的喉咙紧了紧,终于张开嘴。
任恪恩冰凉的手指碰到他的下唇,指尖带着一点薄茧的粗糙感,药片被轻轻放在他的舌面,停留了不到半秒就离开了。
药片压在舌头上,开始发苦,于泗水忘了咽。
他看着任恪恩把水杯递到他嘴边,机械地张嘴,喝了一口水,把药片咽了下去,水顺着喉咙往下流,冲走了那股苦涩,但冲不走嘴唇上残留的触感。
他低下头,不敢看任恪恩。
任恪恩把“你是不是在生气?”
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开来,空调的嗡嗡声填满了那点空隙。
于泗水端起保温杯,望着杯口腾起的白气,雾气漫上睫毛,一片朦胧。
他轻轻吹了吹,低头抿了一口,粥熬得极稠,米粒几乎化在水里,带着一丝淡甜,不像白粥,是红枣?还是枸杞?
他分辨不出来,嗓子疼得味觉都迟钝了。
他又喝了一口,这回尝出来了,不是红枣也不是枸杞,是山药。
山药切成很小的丁,煮到软烂,混在粥里几乎吃不出颗粒,只在吞咽的时候留下一丝淡淡的清甜。
他垂着头,一勺一勺慢慢喝,一言不发。任恪恩坐在对面,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看着他。
办公室的灯光是惨白的日光灯,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压在脚下。
于泗水忽然觉得这画面有点眼熟——很久以前,在他还没搬出去的时候,有无数次这样的沉默。
他在餐厅吃饭,任恪恩坐在对面看手机或者看文件,两个人隔着餐桌,各自做各自的事,谁也不说话。
那时候他觉得那是一种习惯,一种日子久了之后自然而然生成的默契,现在他坐在这间还没彻底收拾利索的办公室里,被感冒药和退烧药双重夹击,脑子昏沉沉的,忽然觉得那不是习惯,像是两个人都在等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