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的妈妈笑了笑,没再问了。但那个笑里有一种东西,像是在称量什么。我知道她在算——这个离了婚的姐姐,一个月挣多少,够不够自己花,会不会成为弟弟弟媳的负担。
我没有生气。真的没有。
因为她说出了所有人都在想、但没人敢说的话。
吃完饭,大家散了。我帮小曼收拾桌子,端着一摞盘子进了厨房。小曼跟进来,说“姐你放着吧,我来”。
“没事,我帮你洗。”
“不用不用,你是客人——”
客人。
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扎在我手背上。不疼,但是很细,细到看不见,拔不出来。
“好。”我把盘子放下,“那我先走了。”
“姐你等一下,勇子——田勇,你送送姐。”
田勇从客厅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块西瓜,一边啃一边说“姐你开车来的吧”。
“嗯。”
“那你路上慢点。”
“好。”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妈坐在沙上,正在跟小曼的妈妈说话,说得眉飞色舞的。我爸在阳台上抽烟,背影对着我。
没有人送我。
我下楼,走进停车场,坐进车里。动引擎,打开车灯。车灯照亮了前面的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两边停满了车,中间只有窄窄的一线。
我挂了倒挡,慢慢把车倒出来。
出小区的时候,保安看了我一眼,问“几号楼的”,我说“六号楼”。他说“哦,新搬来的那家啊”,我说“嗯”。
新搬来的那家。
不是我。
开回市区的路上,高上车不多。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眼睛干涩。车载音响放着电台,一个女主持人在念听众留言,声音温柔得像。
“今天有位听众点了一歌,她说,这歌送给她的姐姐。她说,姐姐为她付出了很多,她一直想说谢谢,但说不出口。今天借着电波,她想说——姐姐,我爱你。”
然后放了一歌。我没听清是什么歌,风太大了,把旋律吹散了。
我关掉了电台。
春节前两周,公司搞年会。
在开区一家酒店,摆了二十桌。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周,做实业出身,说话嗓门大,喝酒脸红。他在台上讲了一通“今年不容易,明年更不容易”的话,然后开始抽奖。
我运气好,抽了一个三等奖,一台微波炉。小林羡慕得不行,说“颖姐你手气太好了”,我说“你想要给你”。她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一个人用不上”。
小林高兴地抱着微波炉回去了。
刘姐在旁边看着,说“你这孩子,什么都给别人”。
“一台微波炉而已。”
“我不是说微波炉。我是说——算了,不说了。”
刘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脸上浮起两团红晕。她今年五十出头,老公死了五年,儿子在外地打工,一个人过。她懂我。但她不说。
年会后半场,大家喝多了。老赵拉着我说话,说他女儿今年高考,想考省城的大学,他怕学费太贵。我说“没事,有助学贷款”。他说“我不想让她贷款,背着债上学,心里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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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当年就是贷款上的学,没什么不踏实的”。
老赵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田颖,你是个好姑娘。”
“我知道。”
“就是太傻了。”
我笑了。“赵哥,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我就是想说,你对你弟——算了,不说了。”
又是不说了。
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
年会结束,我打车回家。出租车上,司机放着九十年代的老歌,一个男人在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看着窗外掠过的路灯,一盏一盏,像一串被扯断的珍珠项链,散落在黑暗里。
手机响了。是田勇。
“姐,过年你回来吗?”
“回。”
“那行,妈说让你三十中午回来吃团圆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