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今年二十八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造企业做行政主管。说好听点是主管,说难听点就是给领导跑腿、给员工擦屁股、顺便管管食堂卫生和办公用品采购的那种。每个月工资到手七千出头,在这个三线城市不算少,但也绝对算不上多。我长得不算漂亮,顶多算是耐看——这是我妈的原话,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带着一种安慰人的温柔,好像在说“闺女,你不丑,只是不出挑”。
可我偏偏有个出挑的未婚夫。
沈嘉文是市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比我大两岁,一米八的个子,戴一副银框眼镜,笑起来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他妈妈在银行当了一辈子柜员,爸爸是中学退休教师,家庭条件说不上多好,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已经算得上是体面人家了。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见面那天我迟到了十五分钟,他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手里捧着一本医学期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的侧脸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色。我当时就想,这样的人,怎么会来相亲?
可他就是来了,而且对我似乎还挺满意。第一次见面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从工作聊到生活,从生活聊到理想,他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低沉温和,像冬天里的一杯热茶,让人从指尖暖到心窝。相亲结束后他主动加了我微信,当天晚上就来消息说“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希望以后能多了解彼此”。
我妈听说这事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拉着我的手说:“颖儿啊,你可算遇上好人了,这人条件这么好还对你上心,你可得好好把握。”我嘴上应着,心里却隐隐有种说不出的不安。倒不是觉得沈嘉文有什么问题,恰恰相反,他太好了,好得不像真的,好得让我觉得自己配不上。
可恋爱中的女人是容易说服自己的。他约我吃饭,我去了;他带我去看电影,我看了;他牵我的手,我没有甩开;他吻我的额头,我没有躲闪。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展,一切都顺理成章得像排练过无数遍的剧本。我们交往八个月后,他带我回家见了他父母。他妈妈刘秀兰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五十出头,头烫着小卷,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羊绒衫,坐在沙上打量我的眼神像在称斤两。她问我的工作、问我的工资、问我爸妈是做什么的、问我有没有兄弟姐妹、问我学历是不是全日制本科——每问一个问题,脸上的表情就冷淡一分。
从沈家出来的时候,我的手心全是汗。沈嘉文大概看出了我的紧张,握住我的手说:“我妈就是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我喜欢你就够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真诚,眼神很坚定,我差一点就信了。
订婚是三个月后的事。刘秀兰虽然对我不是很满意,但大概是拗不过儿子,最终还是点了头。订婚那天,沈家给了十八万八的彩礼,我爸妈添了十二万,凑了三十一万给我做嫁妆。沈嘉文送了我一辆宝马三系,说结婚以后用着方便。我看着那把崭新的车钥匙,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不真实感。这把钥匙轻飘飘的,拿在手里却像有千斤重。
我把它放进包里,拉好拉链,对自己说:田颖,你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婚检是我提出来的。
倒不是我多有远见,而是我们公司去年组织体检的时候,体检中心的医生看了我的b单子,皱着眉头说了一句“姑娘,你这卵巢功能有点不太好啊,建议你去大医院做个详细检查。”我当时没当回事,觉得医生多半是在吓唬人。可后来跟沈嘉文确定婚期之后,这句话突然从记忆深处蹦了出来,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我心里,不疼,但硌得慌。
我跟沈嘉文说要去做婚检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给我煮面。他穿着一件灰色家居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他头也没抬地说:“好,你定时间,我调班。”
检查是在他工作的那家医院做的。本来他说可以找熟人打个招呼,快一点出结果,我没同意。我说:“还是按正规流程走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笑了笑,没再坚持。
抽血、b、各项常规检查,一套流程走下来花了大半天时间。给我做b的女医生四十多岁,戴着口罩,表情严肃,探头在我肚子上划来划去的时候,她的眉头皱了一下。就是那一下,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
“医生,有什么问题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回答,只说:“等报告出来吧。”
等报告的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我白天上班的时候心不在焉,晚上回到家就盯着天花板呆。我妈打电话来问我婚庆公司定了没有,我支支吾吾说正在看;刘秀兰微信来问婚纱照什么时候拍,我说快了快了。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婚礼的喜悦里,只有我,一个人躲在黑暗里,等着那只看不见的靴子落地。
靴子终于落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月度报表,手机响了,是医院体检中心的电话。我接起来,对方是个年轻的女声,语气客气而疏离:“田颖女士,您的婚检报告已经出来了,请问您是方便来医院自取,还是我们给您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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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上……有什么问题吗?”我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在抖了。
“这个需要您来医院咨询医生,我们这边只负责通知取报告。”
我挂了电话,在办公桌前坐了五分钟,然后跟领导请了半天假,打车去了医院。拿到报告的那一刻,我甚至不需要医生解释,那几个字就已经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眼睛——“卵巢功能早衰,生育能力评估极低”。
极低。不是没有,是极低。可对一个即将嫁入传统家庭的二十八岁女人来说,“极低”和“没有”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我拿着报告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上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从我身边经过,有人撞了我的肩膀一下,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蜜蜂在里面筑巢。我低头看着那张薄薄的纸,上面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同一个事实——你可能永远生不了孩子。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十一月的傍晚,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橘黄色的光在冰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孤独。我想起沈嘉文第一次牵我手时的温度,想起他说“我喜欢你就够了”时的表情,想起他妈看我的那个眼神——那种打量、权衡、最终勉强接受的眼神。
如果她知道我生不了孩子,那个眼神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敢想,可我又不得不想。
我没有回家,而是开着车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又一圈。手机响了七次,三次是沈嘉文打的,两次是我妈打的,还有两次是公司同事问工作的事。我一个都没接。我把车停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旁边,关了动机,坐在黑暗里,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从小到大,我妈总说我这孩子心大,摔了不哭,骂了不哭,考试考砸了也不哭。可那天晚上,我哭得像个傻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纸巾用光了就用袖子擦,袖子湿透了就用手背抹。我哭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我突然现,我以为自己好不容易抓住的幸福,原来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
晚上十一点,我回到出租屋,给沈嘉文回了条消息:“今天加班,手机静音了,刚看到消息。明天有空吗?我们见一面。”
他秒回了:“好,明天中午我来接你。”
我看着那个“好”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想打点什么,又不知道该打什么。最后我关了手机,去洗了个澡,躺在床上,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去银行取了十八万现金。柜员问我取这么多现金做什么,我说家里急用。她把钱用牛皮纸袋装好,外面又套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递给我时说了一句“您注意安全”。我把袋子放进包里,沉甸甸的,压得肩膀往下坠。
中午十一点半,沈嘉文到楼下接我。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色的圆领t恤,看起来比平时更年轻了一些。看到我,他习惯性地笑了,伸手想揉我的头,我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怎么了?”他问。
“没事,”我说,“上车吧,去江边走走。”
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动了车子。
江边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们沿着步道走了大概两百米,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包放在腿上,拉链拉开又拉上,反复了好几次。
沈嘉文终于忍不住了:“颖儿,你到底怎么了?昨天电话不接,今天又这副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从包里拿出那份婚检报告,递给他。
他接过去,翻开看了几页,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凝重,又从凝重变成了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复杂神色。他看完最后一行字,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你看到了,”我说,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卵巢功能早衰,生育能力极低。医生说,自然受孕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五,就算做试管,成功率也比正常人低很多。说白了,我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
“颖儿——”
“你听我说完。”我打断了他,从包里又拿出那个装着十八万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和那把宝马车钥匙,放在我们中间的长椅上,“这十八万是你家给的彩礼,我一分没动。车钥匙也还给你。我算过了,订婚的时候你家办酒席花了大概两万多,买三金花了一万八,这些钱我会分期还给你。至于这段时间你在我身上花的其他钱——”
“你在说什么?”沈嘉文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你以为我是在乎这些东西?”
“你不在乎,但你妈在乎。”我也站了起来,看着他的眼睛,“嘉文,你比我更清楚你妈想要什么。她想要一个能生孙子的儿媳妇,而我给不了她。与其等到结了婚再闹得鸡飞狗跳,不如趁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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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要跟我退婚?”他的声音在抖。
“是。”我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心像被人用手狠狠攥了一下,疼得我差点没站稳,“我不能给你们家想要的孩子,我不想耽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