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她刚来那年,村东头老王家的小儿子,才刚刚十二岁,就因为父亲摔断了腿,不得不退学回家放牛。
那天她沿着山路找过去,就看见那个半大孩子,穿着补了好几个补丁的旧衣服,手里牵着牛绳,坐在山坡上怔怔地看着学校的方向。
她走过去和他说话,孩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可她清清楚楚看见,眼泪一滴接着一滴砸在脚下的青草里,眼睛里那股子不甘心的光,慢慢就暗了下去。
那画面像一根针,狠狠扎在她心上,成了她藏在心底里,永远不想再看见的画面。
也正因为如此,她更要留下来,要尽自己全部的力气,留住更多孩子眼睛里的光。
她仍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村子里连一条像样的山路都还没通,从乡镇到学校,十几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遇到下雨天路滑得根本站不住脚。
学校需要的书本、粉笔、粮油这些物资,全要靠着她和校长两个人,一人背着一个大竹筐,一步步沿着山路往上爬,往往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走到的时候,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肩膀也被筐绳勒出一道道红红的血印。
那时候村里没有稳定供电,每天晚上o只能供应两个小时的电,到了点就整个村子一片漆黑,她就点着一盏柴油灯,在昏黄跳动的灯光下批改孩子们的作业。
冬天的大山冷得像一个冰窖,山风顺着破旧教室的木窗缝往里面钻,呼啸得像野兽在叫,锋利得像刀子一样刮透薄薄的窗纸,也刮透她身上仅有的几件旧衣服。
她把所有带过来的厚衣服全都裹在身上,脚上再套两双厚厚的棉袜子,还是冷,冻得她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只能坐在床上抱着膝盖,等着天亮。
有一次山里下了好几天雪,气温骤降,她夜里起来添柴,不小心受了风寒,得了重感冒,一下子起高烧,脑袋昏昏沉沉的,浑身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当时学校里只有她和一个快要退休的老校长,老校长腿脚不便,她只能自己裹着厚厚的大衣,一步一滑沿着山路往乡镇卫生院走,平时两个小时的路,她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才走到。
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输液的时候,看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往下掉的药水,她也不是没动摇过。
她拿出手机刷朋友圈,正好刷到同在留学的老同学的照片:照片里,老同学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装,坐在大城市市中心高档写字楼的落地窗前,手边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正在开着一个看起来就很专业的项目会。
那一刻,她也忍不住恍惚了,想起留学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她,年轻漂亮,留着利落的短,天天踩着精致的高跟鞋,和同学一起讨论未来的方向,眼睛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满心都是要去顶级教育机构任职,要做一番大事业。
那时候的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一天,窝在大山深处的一间破教室里,连吃一口新鲜的水果都成了奢望。
可等烧退了,她收拾好东西,一步步沿着山路往回走,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看见几十个孩子安安静静坐在教室里,每个人都攥着卷边的课本,睁着一双双亮得像夏夜星星一样的眼睛,安安静静望着她,那句藏在心里已经到了嘴边的“想走”,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她知道,自己走不了了,她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这些眼睛里亮着光的孩子,难道要让他们也变成她当年见过的那个,坐在山坡上默默掉眼泪的模样吗?她做不到。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转眼间,很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就在去年冬天,第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回来了。
那个学生,就是当年那个连学费都凑不齐,哭着找到她的小姑娘。
那天小姑娘攥着她凑出来的五十块钱学费,手里还攥着她塞给她的两个煮鸡蛋,一路哭着走出大山去县城读书,那场景她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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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当年那个瘦瘦小小的小姑娘,已经长成了利落大方的成年人,成了一家公益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
她不仅带来了给学校修操场、翻修教室的资金,带来了崭新的课本、全新的教具和计算机,还给大山里带来了三个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三个和当年的她一样,满怀热血和憧憬的年轻人。
那天在学校门口,小姑娘紧紧拉着她的手,指尖轻轻摸着她鬓角冒出来的白,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声音哽咽着对她说:“老师,当年你点亮了我,把我送出了大山,现在我来接你的班,我来点亮更多山里的孩子。”
那句话说完,两个人都哭了,哭着又笑了。
那天,整个村子都热闹了,孩子们围着新来的三个年轻老师跑呀跳呀,银铃一样的笑声洒满了整个山坡;村里的老人们,都端着自家腌的咸菜、蒸的红薯、刚炒好的花生,一个劲往年轻老师的怀里塞,质朴的脸上全是藏不住的开心。
山谷里飘出来的读书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亮,更有力,顺着风,飘得很远很远,一直飘到了山外面。
林青柠站在老槐树下,看着眼前热热闹闹的一切,嘴角那淡淡的笑意,比任何时候都更浓,更暖。
她知道,她这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在学术期刊上留下影响行业的论文,一辈子清清淡淡,就守着这一间小小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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