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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9章 人生的烦恼（第3页）

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

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

自留地则不然。

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值得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正因如此，老百姓看到集体田和自留地的眼神是截然不一样的。

他们看到自家田地，眼里是拉丝的，是充满着爱意的，因为那里诞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口粮，而是维系家族生命的宝贵源泉。

吴思亲眼见过老李头伺候自留地的情形。

天还没亮，他就猫着腰在地里忙活，锄草、浇水、施肥，动作轻柔得像在伺候月子里的媳妇。

那二分地里种的白菜，棵棵壮实，叶片绿得发亮，连菜帮子都白净得像玉。

可在大田里呢？

老李头挥着锄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刨着，刨两下就直起腰喘口气，嘴里还嘟囔着“差不多了差不多得了”。

通盘收益比较下来，对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

况且还没算上他们在自家庭院的空闲地上开垦出来的耕田。

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这样鲜明的对比，其结果直接导致的是打击社员公干集体田的积极性。

吃不饱饭的年代，谁愿意用自家那点儿无比珍贵的粮食填了肚子，却把稀罕至极的力气用在跟自己关系不大的集体田上？

吴思对此进行了绞尽脑汁地思考，想要找到破解这个难题的方法，以有效提高社员的积极性。

结果一番深思后越发肯定了集体田与自留地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这就像是一对矛和盾，就是势均力敌的关系。

想让两个有着血海深仇的人结为夫妻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种矛盾是一直有且矛盾尖锐的。

吴思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

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那么，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

吴思发现，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生产队干部刨87镐，107镐。

“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

纵观大队历史，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

而且，当吴思参加公社的公干会议多了，大家彼此交流多了，才知道其他生产队大多也是这么干的。

这是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

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

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吴思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

那位知青给吴思讲了一个故事。

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