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在基金会干了这么久,出外勤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她习惯的东西很固定——键盘、报表、会议纪要、待办清单。不是山路,不是颠到骨头散架的越野车后座。但这次云河县考察,于龙说必须有人亲眼去看,她就报了名。没多想,报完才去查云河县的海拔和路况,查到一半把网页关了。反正都要去,看了反而睡不着。
车是县里派的老款越野,跑了十五万公里,减震器形同虚设。从县城出来,柏油路只铺了不到十公里就断了,剩下的全是砂石路。车轮碾过碎石,石子崩在底盘上叮叮当当响,像有人拿锤子敲铁皮。司机老马是个话少的本地人,嘴上一根烟没点燃,就这么叼了一路。李娟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后座,努力把屏幕上的项目方案看进去,但字一直在颠。盯久了眼睛酸,她干脆合上屏幕,扭头看窗外。
车窗外是连绵的黄土山。十一月的西北,山上的草全枯了,风一吹,沙尘扬起来,灰蒙蒙一片。她在滨海长大,见惯了海雾和梧桐落叶,没见过这种黄——干得彻底,连空气里都带着土腥味。
“还有多远?”她问。
“二十公里,不远。”老马把烟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就是路烂,得开一阵。”
车拐过一个弯,前方路面上忽然出现一个人影。老马松了油门,车速慢下来。
是一个年轻女人,背着孩子,正沿着山路往下走。她走得急,身子往前倾,一只手反搂着背上的孩子,另一只手抓着路边的枯草保持平衡。脚上穿的是一双解放鞋,鞋帮子磨破了,露出灰扑扑的袜子。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满脸都是,她也没空拨开。
老马把车停在她旁边,摇下车窗用方言问了一句。女人抬起头——脸上全是汗,嘴唇干得起了皮。她背上的孩子裹在一件大人的棉袄里,只露出一张小脸,脸红得不正常,眼睛闭着,呼吸又急又浅。
“孩子发高烧。两天了。”女人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不影响听懂,“要去镇上医院。”
“还有二十公里,你走要走到什么时候?”老马拉开车门跳下去,帮她把孩子从背上解下来。李娟已经把后座的东西全挪开了——笔记本电脑塞进背包,资料袋扔到前座,外套叠了个枕头垫在座位上。她在滨海联系各部门打交道时练出来的利索劲儿,此刻全用上了。
“上车。直接送医院。”她说。
女人愣了一下。她看看车,又看看李娟——大概在判断。这些人是谁,要不要钱,会不会是骗子。这种犹豫李娟见过,在滨海去城中村做调研的时候,那些外来务工的妈妈也是这个表情。但孩子在她怀里难受地哼了一声,她就不再想了。她抱着孩子钻进后座,李娟关上车门。“老马,走。”
越野车在砂石路上掉头,往镇卫生院方向加速。车速比来的时候快了一倍,颠簸也更剧烈。李娟坐在后座扶着孩子的头,防止被震到座位下面。女人紧紧握着孩子的手,嘴上不停地说着什么,不是汉语,是彝语。
李娟听不懂词。但那声音的节奏她听懂了——短促,重复,带着一点哭腔,像在念一段反复循环的祈祷。妈妈在叫孩子的名字。
“叫什么?”李娟问。
“阿依。”
“孩子叫什么?”
“木呷。”
李娟低头看了看那个裹在棉袄里的小脸。木呷大约三岁,嘴唇干裂,呼出的气又热又急,喷在她手背上。她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烫得扎手。至少三十九度以上。她想起小时候自己发高烧,妈妈也是这样摸她额头的。先用手指,再用手背,最后把嘴唇贴上来。她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只能用第一步,后面的步骤是阿依的。
“木呷。”她学着阿依刚才念的发音,轻轻叫了一声。
孩子的眼皮动了动,没睁开。但嘴扁了扁,像在梦里听见了有人叫自己。
到了镇卫生院,李娟抱着孩子冲进急诊室。医生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八,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再拖两天可能转肺炎。护士给孩子输液的时候,李娟去窗口垫了五百块钱。掏手机扫码,脑子里自动跳出一个念头——这个金额跟张强那笔匿名捐款一模一样。她对数字有天生的敏感,重复出现的数字会被她自动归类存档。五百。张强捐给基金会,她又把这笔钱花在了山路上。循环,有时候就是链条。
阿依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输液瓶挂在头顶的铁钩子上,一滴一滴往下掉。她看着那根透明的输液管,一直紧绷的肩膀终于松下来,整个人像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塌了腰。
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来,冲李娟深深地鞠了一躬。鞠完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的嘴角往下抿了抿,像在用力把眼泪摁回去——那种摁法李娟很熟悉,她在福利院见过太多次。不是不想哭,是觉得当众哭不好意思。
“谢谢你们。”阿依说,“谢谢。”
李娟摆了摆手,说了句“应该的”。她从包里掏出一张湿巾递给阿依。阿依接过湿巾,没擦脸,先擦了擦手指——然后才小心地握住了李娟的手。那只手上还带着山风的凉意,但握得很紧。李娟感觉到她指尖的粗糙——不是城里人洗手洗多了的那种干,是常年干农活磨出来的,指腹上有硬硬的茧。
孩子的烧退了之后,李娟让老马把阿依母子送回村。她自己搭了辆过路的拖拉机,继续往村小赶。
拖拉机突突突地在山路上颠,她坐在装满土豆的车斗里,背包抱在胸前,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开拖拉机的大叔递给她一条围巾,她没客气,接过来裹在头上。围巾上有烟叶味儿,呛得她想打喷嚏,但暖和是真的暖和。
村小比她想象的更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