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他崩溃的是,他那些的客户里,有一个比他先一步被抓了。
那个女人是本地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遗孀,五十多岁,丈夫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家产,一个人住着三百平的复式公寓,平日里最大的消遣就是找年轻男人陪她消磨时间。
周洋是她最的一个,她不止一次在事后给他加钱,还曾半真半假地跟他说过:你要是愿意搬过来跟我住,我每个月给你五万。
周洋当时嫌她年纪大、嫌她身上有股老女人的香水味,笑着婉拒了,那个女人后来因为涉嫌容留他人吸毒被警方端了窝点,带出来的消息震惊了半个城市。
她不仅在聚会上给那些陪侍的男人下药,还亲自调配了几种的东西,掺在酒水里让人喝下去。
据她供述,周洋是她带过的人里最的一个,所以她给他下的也最重。
审讯笔录被转交到监狱那边的时候,管教看了好几遍,最后叹了口气,将周洋叫到谈话室,管教把那份材料摊在他面前,说了一句:你那些供出来的东西,你自己看看吧。
周洋拿起来看了一眼,手指开始抖。
那个女人的供词里详细交代了每一种药物的成分、剂量、作用时长,其中有一种会导致长期免疫力低下、神经系统损伤,而且是不可逆的。
她供述说,她给周洋用过这种药不止一次,因为他喝了之后更放得开,也更听话。
周洋死死地盯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看了许久,忽然说了一句:我还能活多久?
管教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医疗组会给你安排后续治疗,按时服药的话可以控制住。但那些药的副作用……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从那之后,周洋每天都要吃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片,抗病毒的、保肝的、消炎的、止痒的。
药物带来的恶心让他吃不下饭,吃了又吐,吐完了继续吃。
他身上的红疹变成了紫褐色的斑块,长在手臂上、后背上、胸口上,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缓慢地扩散。
他开始脱,每天早上醒来枕头上都落着一层细密的茬,用手一抓就是一小把。
他的身体像一栋被白蚁蛀空了地基的房子,外表看着还在,其实里面早就碎成了粉末,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
最难受的是晚上。
他躺在狭窄的床铺上,隔着铁栏杆看着对面墙壁上那扇巴掌大的高窗,月光从那里漏进来,照在他手背上的紫斑上。
他痒得睡不着,又不敢用力挠,只能用指甲在皮肤上轻轻划着,划出一道道细长的红痕。
那是一种很慢的、很钝的折磨——他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意识却清醒得让他想死都死不成。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没有动那个念头该多好,如果当年他只是普普通通地追张欣然、好好地跟林芸在一起,哪怕日子过得紧巴一点,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那些念头转不了多久,就被新一轮的药效副作用冲散了。
他又开始恶心、头晕、浑身冷,蜷在被子里抱着膝盖,牙齿打着颤,额头上全是冷汗。
他忽然想起张欣然那天蹲在他面前说的那句话——你有的是时间,慢慢还。
那时候他以为她在说坐牢的时间
现在他才明白,她说的是别的东西。
还债的方式不止一种。而他现在正在经历的,大概就是其中最慢、最漫长、也最让人绝望的那一种。
张欣然的抑郁症是在林芸搬走之后的第三个月开始好转的。
她自己都没怎么察觉——只是有一天早上醒来,她坐起来的时候没有像往常那样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
后来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翻着复诊记录说她的评分已经连续两个月在正常范围了。
她点点头,道了谢,走出诊室的时候外面的银杏叶正黄了大半,风吹过来落了一地,她弯腰捡起一片夹进了包里。
林芸那边也慢慢安定了下来。她把培训中心的工作辞了,自己开了一间小小的绘本馆,店里摆着五颜六色的书和软垫,周末的时候办亲子读书会,附近小区的妈妈们都爱带孩子来。
奇奇放学后就在店里写作业,写完了趴在垫子上看画册,等着妈妈收拾好关门一起回家。
两个女人偶尔约着吃饭,带上两个孩子。
糖糖和奇奇已经玩得很熟了,坐在儿童套餐的座位上头碰头地研究菜单上的图片,说这个好吃那个也要点。
张欣然和林芸坐对面,聊工作、聊孩子、聊最近看的剧,什么都说,就是不提周洋。
又是一个秋天。银杏又黄了。
张欣然牵着糖糖走在路上,小姑娘忽然指着前面喊了一声:表姨!
林芸站在绘本馆门口挂风铃,听见声音回过头来,笑着冲她们招手。
阳光打在她侧脸上,风铃叮叮当当地响着,张欣然慢慢走过去,看着那三个人站在店门口的光里,影子交叠在一起,暖暖的。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黑暗的巷子,想起自己蹲在角落里抖的样子——那些画面还在,可如今想起来的时候,胸口那种钝痛已经淡得几乎感觉不到了。
她走到店门口,伸手帮林芸扶了一下歪掉的风铃,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风又吹过来,把风铃吹得转了个圈,铃声清脆地散在空气里,落了一地细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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