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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第1页）

&esp;&esp;三、天下大势

&esp;&esp;史可法不赞成福王朱由崧即位，当马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护送福王南下时，诸多官员要么远迎到仪征，要么迎接到燕子矶，最近的也迎接到南京城外——这是向新主子表现的大好机会。史可法却始终忙于督师，虽精神可嘉，但这在政坛上，不过是一种书生的可爱。

&esp;&esp;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朱由崧进入南京，住进了内守备府，史可法这才入城觐见福王。在群臣商议战守大事时，史可法对福王说：“王爷您应当身穿孝服，住在郊外，这样发兵北征，可以显示您报仇的决心。”第二天，群臣讨论福王监国的事，连领头反对福王的张慎言都改口了：“国虚无主，福王就此可以即皇位。”史可法一开口，居然仍旧大倒福王胃口：“太子生死不明，如果有一天太子到南边来了怎么办？”史可法的意见当即被群臣否定。第三天，福王监国。

&esp;&esp;要说朱由崧，还真不是朱由检。否则，老是与“一把手”过不去，史可法在朝中就不会只是被动与被打压，不被杀头至少也该被免官。在弘光朝，史可法顺利进入内阁，依旧执掌兵部事务。

&esp;&esp;因与马士英等阁臣及勋戚刘孔昭等存在分歧与矛盾，史可法自请外出督师。但是，史可法外出督师，手握军权，其军事战略却令人匪夷所思。史可法的军事战略，依旧充满了书生的想象。面对满清大军，他想到的是与其结成“军事联盟”——借虏平寇。

&esp;&esp;在这个国策的指引下，史可法安排了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新政权虽然财政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北使团一干人带上“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吴三桂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诏谕清朝，并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提出四件事：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建国任便——实施外交救国。

&esp;&esp;崇祯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清礼部官员接见了左懋第一行，双方这般谈了一通：

&esp;&esp;“你们说的这‘皇帝’，从哪来的？”

&esp;&esp;“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

&esp;&esp;“崇祯帝有遗诏吗？”

&esp;&esp;“事出不测，当然没有。”

&esp;&esp;“崇祯帝被贼围困，你们南京臣子干吗去了？”

&esp;&esp;“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

&esp;&esp;“既然这么难，那就看我们发兵江南吧……”

&esp;&esp;谈不出结果，十月二十六日左懋第等请求清方，到昌平祭告崇祯帝。

&esp;&esp;清方代表回答：我朝已替你们葬过了，祭过了，哭过了。你们葬什么？祭什么？哭什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esp;&esp;礼物人家收了，派出去的人只收到一顿打骂，这结果似乎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

&esp;&esp;史可法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人能叫好的，无非是他以“大司马”身份写出的精彩美文——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多尔衮致书劝降。这封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和思路，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谋略。

&esp;&esp;“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esp;&esp;后人皆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汉奸味十足。但史可法声称，如果我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仇”——这就是史可法对形势的判断。

&esp;&esp;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史可法的战略，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前期战略失误，最后又作困兽之斗——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失是兵家常识，史可法执意固守一城，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esp;&esp;史可法的未来战略是：“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昭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esp;&esp;——用“同仇之谊”感动满清，幻想用清兵消灭李自成，这就是史可法的完整救国方略。

&esp;&esp;四、困顿时事

&esp;&esp;史可法出朝督师，实际权力并没有减少。风雨飘摇的弘光朝，朝中阁臣并无多大实际权力，他们权力的大小与其掌握的军事实力关联，而史可法直接控制的是所谓“四镇”，也就是南明的军事主力。

&esp;&esp;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请设四镇疏》。根据史可法的意见，南明设立了“四大军区（四镇）”，分别驻扎仪征、寿县、淮安、瓜洲。“四镇”除了拥有军事权力，还拥有财税与人事权力，事实上又是四大特区。

&esp;&esp;史可法直接掌管的“四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史可法虽然有收复失地之志，但实际上“四镇”均在南京附近，体现的是他消极防守、保存江南一隅的真实意图。

&esp;&esp;史可法督师江北时，正值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而当地明朝的残余势力，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盼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光复商丘等八县，并派使者赴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总兵许定国，也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底，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等，在一个月内收复了济南等地四十三个州县。受史可法节制的刘泽清，也在这时派了一千余部下北上。不过，他是让士兵去河北老家接自己的家眷。这一千余人，从淮安北上穿越山东全境，直到河北地界，最后带着大队刘的家眷与大批财货，安全返回。

&esp;&esp;作为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史可法驻守与山东接壤的江淮，在不费一兵一卒即可收复大片失地时，为什么按兵不动，还向多尔衮派去“友好使团”？史可法上奏时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满清不过是一队人马“来索钱粮户口册”，史可法却言“争之非易”。在史可法的眼里，那里已经是“胡土”！

&esp;&esp;掌握南明底细的多尔衮，彻底消除了大顺军与南明军联合攻击的顾虑，“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多尔衮大胆实施各个击破。

&esp;&esp;领军“四镇”，严格治军且不说，史可法连对“四镇”的基本掌控都没有做到。“四镇”当中，比较正面的当是黄得功，但黄得功与马士英的关系远比同史可法亲密。黄得功原靠几头毛驴跑黑户运输，有一次，马士英的甥婿杨龙友进京，行李带得太多，半路上急需雇佣个体运输户，拿下这份订单的便是黄得功。

&esp;&esp;杨龙友与黄得功走在半道，遇上了强盗，黄得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强盗给解决了。杨龙友就此将黄得功推荐给了马士英。在马士英手下，黄得功累功至游击、副总兵，又从总督熊文灿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战于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加太子太师。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得功大败流贼张献忠于潜山，官至庐州总兵。又随马士英平定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朱由崧在江南自立后，黄得功很快得以再封为侯，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并称为“四镇”。

&esp;&esp;史可法与马士英矛盾重重，马士英看上的黄得功，史可法也看上了。

&esp;&esp;高杰很跋扈，史可法太不放心了。所以，他让黄得功驻扎到仪征，暗地里牵制一下高杰。高杰这人不地道，没人盯着，这主说不准哪天就逆天了。黄得功有个同姓的朋友黄蜚，准备赴登莱总兵之任，黄得功率骑兵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接。高杰想，坏了，黄得功要抢老子地盘了！于是，在路上埋伏下精兵。黄得功走到土桥，部队正在做饭，高杰的伏兵四起，黄得功拼得一条老命，才回到了自己的驻地，随行的三百骑全部战死了。

&esp;&esp;更让人吐血的还不是这个，黄得功玩命时，高杰真的来仪征抢地盘了。虽说没得逞，但黄得功部损失惨重。无缘无故吃这顿闷亏，黄得功气大了，他发表声明，要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急了，召开了多次协调会，才使双方勉强和解。在高杰进趋河南时，黄得功又准备趁机袭击高杰军报仇雪恨。这么闹下去，史可法觉得也不是个办法。最后，史可法感到还是黄得功的思想工作好做，安排他重新移镇庐州去了。

&esp;&esp;扬州是江南的富裕之地，“四镇”头领都争着想要驻军扬州。高杰率兵最先到扬州地面，一路大肆掳掠，尸横遍野。扬州守军不让高杰进城，高杰率兵便打。史可法只好亲自出面劝解高杰，高杰听说史可法要来，连夜掘出近百个土坑，把打死的明军给埋了。史可法没有追究高杰的责任，再次折中让他驻守在瓜洲，高杰高兴地走了。扬州安定下来，史可法这才在扬州开设府署。

&esp;&esp;高杰本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后投降明军，反过来参加对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官。“四镇”之中，高杰军阀习气最重，事实上史可法又与高杰关系最近。因为“大老粗”出身的高杰讲的是实惠，在他与黄得功的矛盾中，史可法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调解。对高杰的驻地，史可法也是最照顾的。

&esp;&esp;不幸的是，作为史可法军事力量中的核心人物，高杰在睢州被叛将许定国设计诱杀，高杰军团陷入困境，其部为其妻邢氏及其子高元爵统领。高杰一死，他的地盘刘泽清想要，黄得功也想要，高家孤儿寡母，便想进一步寻求史可法的保护。邢氏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将自己的儿子高元爵过继给史可法。

&esp;&esp;这时的高营人心惶惶，史可法应该千方百计主动抚恤，安抚高营将士——收高元爵为子，或为义子，都不失为一种策略。但史可法认为流寇出身的高家之子，不配自己的书香门第，尽管手下的人劝史可法接受，史可法还是坚决予以拒绝。邢氏不死心，特意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史可法。席间，邢氏带着儿子跪拜史可法，史可法赶紧躲闪。三番五次，史可法绕着柱子躲，邢氏领着儿子跟在后面跪，史可法始终不接受。第二天，高部将领将史可法按在椅子上，邢氏母子又跪拜史可法。实在躲不过，史可法勉强把场面应付下来。但接下来的几天，史可法都怏怏不乐。最后他又来一次折中：命高杰之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esp;&esp;本来可以更加亲密的高营，从此与史可法反而生疏起来。高营始终人心浮动，邢氏母子及高营名将李成栋等先后降清，转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史可法只得困守扬州。

&esp;&esp;五、壮烈英雄

&esp;&esp;无所作为，又众叛亲离，史可法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四镇”当中史可法看起来与高杰最近，但他对高杰的真实看法，却出人意外。在高杰出事前的一个多月，史可法甚至有了杀掉高杰之心。

&esp;&esp;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郁闷中的史可法找来应廷吉谈心。在史可法的心目中，姜子牙、张良、诸葛亮这三个史上著名的救时人物，最契合自己的理想与志向。史可法满怀书生意气，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诸葛。同时，他还想知道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与这三个人有什么距离。应廷吉顺着史可法的意思说：“这三个人都是济世良才，只有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三个人中诸葛亮最不成功，那是他没有生逢其时。”应廷吉对诸葛亮的分析，引起了史可法的共鸣，他问应廷吉说：“可是，陈寿在《三国志》中却认为，领军打仗不是诸葛亮的长处。”应廷吉回答：“诸葛亮的作为，陈寿怎么可能理解！”

&esp;&esp;史可法约应廷吉谈，本来就不是叙谈历史，而是感怀时事。面对困局，史可法需要为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做出一个体面的解释。应廷吉的话，让他豁然开朗又感慨万端：“天下大事如此之坏，完全是‘四镇’尾大不掉，惟有砍下这四个人的头挂上城门，惩戒那些任事不忠的人，时局或许有救！”

&esp;&esp;说完，史可法自己都感动了，他拿出新写的两幅字，送给了应廷吉。

&esp;&esp;史可法将责任推给了别人，后来邢氏母子率高杰部降清，史可法其实有着直接的责任。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正是史可法的亲自安排，高杰才率军北上，但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军，而是充当清军的盟友，联合扑灭李自成等“流寇”。按照史可法的部署，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要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与清肃亲王豪格“会师剿闯”。河南总兵许定国叛明，并在睢州将高杰杀害。睢州事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计划全盘落空，明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质的改变。

&esp;&esp;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又举兵东下“清君侧”，史可法又撤军入援燕子矶。淮防空虚，清军消灭李自成部后顺利南下，清军与南明军的决战开始了。

&esp;&esp;谋略失败，实战中的史可法又有何奇招？弘光元年，多铎部出潼关直趋扬州，攻击刘良佐、黄得功等明军主力。四月十三日，清军至泗州，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当夜渡过淮河。面对严峻的形势，史可法居然惊慌失措。

&esp;&esp;据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

&esp;&esp;一日三调，史可法糊涂了，把应廷吉这帮人也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