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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3章 政策风波━（第1页）

第473章政策风波（━）

四月十四日，全会结束的第三日，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转载起了人民日报上的大会公报，而相比于传统的纸媒，广报电台和电视台的反应则更快，特别是北京的四九城里，天子脚下消息传播自然是最快的。

仅仅两日，京城里就已经议论纷纷了起来，人们对于这场大会上颁布的‘新经济政策’抱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指着报纸兴高采烈，认为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做生意了，有人表示要观察观察，还有人则认为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嫌疑，当然文化界精英人士，大多数人听完广播的播报后，默默的关上收音机，一句也不说。

因此，社会上一时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言论，民众中特别是那些个体户普遍支持，人人喜笑颜开，觉得春天到了，而精英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绝大多数人，则在暗中观察沉默不言。

全国各地都在印发大会的‘公报’，一面下发到全国各级政府，一面通过报纸、广播向民众播送，干部门则同样陷入短暂的沉默，他们正被组织起来，认真的学习着‘公报’内容。

河北某地委的学习会上，地委书记说道:“根据中央下发的公报指示，全国将从今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推行后将有一系列的调整。”

“首先农村集体体制的调整，公社集体体制将会调整为镇乡村三级集体体制;同时农村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将调整，全国除国有农场、国有工业用地外，也将由过去公社化集体耕作，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重新将土地划拔给农民自由种植和经营。”

“根据中央农村农业工作的有关指示，新的调整政策，今年将在安徽省率先进行试点，而后扩大全国试点范围，待试点结束后将在全国推行。”

“其次，十一中全会上颁布了‘计划生育’的新国策，这—政策将会在明年开始实行，我省也在第一批执行计生政策的名单里，因此从明年开始，孩子不能随便生了。”

他的话一落音，会场上立即交头接耳议论了起来，就听有位同志说:“这怎么生孩子也管上了，哪能想不生就不生呢，这怎么办得到?”“就是啊，这政策究竟是怎么规定的?”书记抬手敲了敲桌子，沉着脸说道:“这是国策，什么是国策?就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允许生几个，上面的具体具政策还没有下来，但从上面了解到的初步信息看，以后城里居民包括党员干部，大概一律只能生两个，农村地区可以生三个，具体还要看国家下发的政策。”

对于计生政策的质疑，不仅仅在河北省的这场地委会议上，而是在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着，前两年国家倒是提出了‘优生优育’的宣传，只是这个政策不是强制性的，而现下国策则不同了，带着强制性，可在中国这个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里，不让人多生孩子，这事怎么看都滑稽。

然而根据中央人口部门统计上来的信息看，国家的生育率实在太高了，过去的1963年，全国共出生了近三千万人，这是—年的数据啊，若是按照这个生育率增长，十年就三个亿，也即到1974年，全国人口将突破九亿。

国家希望通过计生政策的执行，在未来十年内，将每年的出生人口减少数百万，十年之后，总人口控制在8。5亿左右，而在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需要加大计生及一般公共医疗的投入，通过减少人口增长，提高新生儿存活率，提高优生优育来抑制人口过快的增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为5。4亿，到了1963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比历史上程度要轻得多，因此仅仅14年全国人口就增长到了7。2亿，共增长1。8亿人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400万，新生儿全国平均夭折率从建国时的17。4%下降到了3。7%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第三波婚育潮来临，仅仅三年时间，每年的平均出生人口为2300万，快速而又巨大的人口增长，给社会资源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抑制人口继续增长，那么根据国家现有的资源量，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将会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当然，解决人口过快增长的最有效方式，通过快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自然，降低婴儿夭折率自然是最好的方式，可是以目前中国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要快速发展经济同样是不现实的。

时下的中国处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于社会主义阵营我们被苏联针对，而资本主义阵营又被美国针对，中国虽然能与两个阵营中的一些国家发展贸易，但是这个贸易主要是通过逆差来实现的。

同时，国内的资源与技术现下在整体上仍旧严重不足，需要从外部来获取，而外部的途径又有限，中国要将经济发展起来，就需要扩大对外渠道，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没有多少消费能力，而另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又是逆差，因此即便我国现下大量的投入新技术，但是国内外的市场却很有限。

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所遇到的困境前所未有，这不是全力在内部发展新技术就能实现的，何况现下国内的新技术应用市场更是极其有限。

特别是在此前十四年中，国家为了尽快建立起工业化，采用的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思路，这个方式自然是没错的，只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随着资源和资金投入越来越多，人民承担的负担也越来越大，陷入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死循环，要打破这种方式，不实行新的分配体制，国内市场是无法做起来的。

人口增长矛盾、就业矛盾、发展矛盾、分配矛盾，为了解决国家现下发展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瓶颈，提升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外部需要突破，内部也需要调整，既然外部市场一时间难以全面突破，那么就需要将内部市场先做起来，这就是当前新经济政策实行的一般历史条件。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修补过去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弥补发展中出现的不足，但现阶段下，单纯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人口大规模增长的问题，而要解决人口矛盾，计划生育就势在必行，这不是简单的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解决问题。

社会治理也不单单是经济发展问题，从历史看，我国人口一直到千禧年时期都在高速增长，其中1971年国家开始实行计生政策，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但到了1999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依旧有两千万，若不加以控制，中国的未来人口突破16亿，基本上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需要发展，而人口继续增多，国家总体资源又有限，人均分配自然就减少，国家为了保障就业，在许多新技术的投入与应用上，就会形成一个发展困境。

比如要投入先进生产力，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反之要保证这些人有工作，科技发展就不能过快，国家整体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减慢，若要让科技呈爆发式增长，在此前就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积累。

从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国家都在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若从一五计划算起，这个积累的时间长达七十多年，这中间各种发展矛盾的形成，主要还是集中资源，减少分配，从而保证发展所形成的。

庞大的人口自然是消费优势，但要将如此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中间的积累过程十分的漫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镇失业率为23。6%，1957年下降到6%;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后，全国工业大建设，失业不再是问题，新增就业人口近三千万，然而随着商品粮人口的增多，国内的粮食告急。

同时大量重工业生产出来的设备，投入生产制造出的工业品又卖不掉，粮食矛盾突出、分配不合理，又使得消费矛盾出现，造成国家恶性通货膨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将近两千万城市人口清退往农村，消费市场再度被压缩。

在1962年一份针对上海市闲散劳动力的调查报告中就可一观，全市人口635万，而职工仅233万，大约数十万人没有工作靠社会救济过活，原本这―情况将会持续，但1961年底，国家调整了政策，清还了大量国有商店，解禁个体户，这才使得就业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

从1961至1964年的三年中，随着国家的一系列调整，全国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累计创造了近两千万新增就业，过去被精简的三万千人，三分之二重新回到了城市，但仍有三分之一留在农村，参加‘上山下乡’运动。

而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中，就是要加大调整范围，通过调整收入分配、进一步解除计划生产限制，扩大商业市场，促进生活服务业、外包家庭生产等方式来扩大就业和消费，从而使得社会经济走上正向循环。

还是以上海为例，过去上海的家庭机绣品生产由于出品限制（主要通过澳大利亚和香港出口），使得海外市场的拓展缓慢，现下随着中法两国建交，中国有了法国这个面向欧洲出口的第一渠道，因此上海的家庭外包生产人数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

国家的外包生产方式也进行了调整，过去工厂要扩大生产，会将外包纳入工厂管理，或者直接从社会招工。

这种―体化的管理，激励又不足，带来了管理机制的僵化，若在生产旺季时，工厂还能正常开工，可到了淡季，工厂供养职工的压力就会很大，而现下新的政策，不再直接招收工人，而采用外包生产服务，外包工也不再纳入工厂管理，实行自负赢亏，以减轻国有企业的压力。

新经济政策对于外包服务管理的模式调整，也是来自于同安示范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