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大理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苍山顶上落了雪,远远望去,白色的山巅在蓝天下格外醒目。古城的游客少了一些,街道上多了几分冬日的宁静。林砚喜欢这种宁静,她常常在午后搬一把椅子,坐在书屋门口晒太阳,手中捧着一杯热茶,看着街上偶尔走过的行人,心中一片安然。
那天下午,她正半眯着眼睛晒太阳,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她掏出来一看,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林小姐您好,冒昧打扰。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姓刘。我们在湘西地区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处与您祖母林素秋女士有关的遗址,想邀请您一同前往考察。盼复。”
林砚盯着这条短信,眉头微微皱起。又是湘西。又是与她祖母有关的线索。她隐隐感到,裂隙虽然关闭了,但那些与裂隙相关的“遗产”,正在以各种方式浮出水面,吸引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前来探寻。
她没有立刻回复,而是先给苏晚晴打了一个电话,将短信的内容告诉了她。苏晚晴听完后,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考古研究所的人怎么会知道你祖母的名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林砚说,“除非他们在那个遗址中发现了与我祖母直接相关的物品,比如笔记、信件或者其他带有署名的东西。”
“你打算去吗?”苏晚晴问。
林砚想了想,然后说道:“我想去看看。如果是与我祖母有关的遗址,说不定能找到一些她当年没有写在笔记中的信息。那些信息,可能对我们完善档案有帮助。”
苏晚晴没有反对,只是叮嘱她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林砚回复了那位刘研究员,表示愿意参加考察,并约定在湘西凤凰古城汇合。她简单收拾了行李,将那枚骨牌贴身收好,又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带上那柄“止渊”古剑。它将古剑留在了“守望书屋”,用一个特制的木匣装好,放在了工作室的书架最上层。
她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再需要用到它了。
两天后,她在凤凰古城见到了刘研究员。刘研究员全名刘建国,五十出头,身材偏瘦,皮肤黝黑,戴着一顶宽檐遮阳帽,一看就是常年在野外工作的老考古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
两人在古城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午饭,刘建国向林砚介绍了这次发现的经过:“我们在湘西山区做一个先秦时期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位置在雀儿寨东南方向大约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上周,我们在清理一处坍塌的洞穴时,发现了一些不属于那个文化层的遗物——几本用现代纸张书写的笔记,还有一些测绘工具和仪器。笔记的扉页上写着您祖母的名字,还有日期,是一九六三年。”
林砚夹菜的动作停住了。一九六三年。那正是她祖母从“第七区”离开后的第二年。祖母在那个时间段出现在那个洞穴中,并且在里面留下了笔记和工具,说明她当时正在那片区域进行某种独立的调查研究。
“那些笔记的内容,您看过吗?”林砚问。
刘建国摇了摇头:“大致翻了一下,内容比较专业,涉及到地质构造和水文观测,还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符号和图表。我们没有擅自处理,原样保留在现场,等您来了再做决定。”
林砚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祖母的笔记,她以为自己已经收集齐全了,没想到还有遗失的部分散落在湘西的深山之中。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那些笔记的内容,看看祖母在那段时间里究竟在研究什么。
第二天一早,刘建国带着林砚和两名考古队的年轻队员,驱车前往那个洞穴。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弃车步行,在密林中穿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洞穴的入口隐藏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后面,如果不是有人带路,很难发现。洞口不大,仅容一人弯腰通过,但进入内部后,空间豁然开朗,是一个高约五六米、纵深约二十多米的大型溶洞。洞内有明显的人工修整痕迹,地面相对平整,角落里还残留着一些陶器和石器的碎片,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古代人类活动的场所。
在洞穴的最深处,一块平坦的岩石上,摆放着一个防水的帆布包。帆布包已经褪色发霉,但整体结构还算完整。刘建国走上前,小心地打开帆布包,从里面取出几本用塑料薄膜包裹着的笔记本,以及一些测绘工具和一台老式照相机。
他转过身,将笔记本递给林砚:“林小姐,这就是我们发现的东西。您看一下。”
林砚接过笔记本,手指微微颤抖。她小心翼翼地揭开塑料薄膜,露出第一本笔记本的封面。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几个娟秀的字迹——“湘西考察笔记·补遗·一九六三年”。下方署名:林素秋。
她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一行熟悉的字迹:
“如果有人在日后看到这本笔记,请将它转交给我的后人。这里面记录了一些我未能写入正式报告中的发现。这些发现关乎一个古老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至今仍未完全解开。”
林砚的手指停在纸面上,久久没有翻动。她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穿越了数十年的光阴,与祖母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书写这些文字时的心情产生了某种跨越时空的连接。
她抬起头,看着刘建国,声音有些发哑:“刘研究员,这些笔记,能让我带走吗?”
刘建国点了点头:“当然。我们本来就是想物归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