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日戌初,内阁没有等到御前用印。
太医院送来的病势页被锁进内档,能看见的人不过九个。谢持正把那张纸翻到背面,背面只有三行空白:若皇帝不能视事,谁能替他承认一份临时粮令;若内阁联署,联署的边界在哪里;若三日后人还在,今日的急令算不算仍然有效。
没有人愿意先写答案。
沈棠宁把九十日方案抽出最上面的四页,重新裁成一张三日计划。
“九十日是要修制度,”她说,“三日只做一件事,让四十二批里最先会断的十五批不因为等一个印而断在路上。”
谢持正看着她:“你说过不接没有条件的总签。”
“我现在也没有接。”
她在纸上写下五个字:临时替代网。
不是另立国库,不是把六十三处节点换一遍,也不是把旧路线全标成有罪。三日内只选能在今夜到明夜接上的三类资源:京内商路节点、地方普通仓、军方返空车队。每一类只接一段,接到有回根的地方就停,不往没有收件页的黑处延伸。
第一类是商路节点。
南平码头、东市三家没有永济行旧垫的粮铺,和两处有现成称具的民船泊位,可以接十批共四千六百石。价不压到五十五文以下,船脚、装卸、浸损和夜运灯油都按当日议价记在运行页上;若有人愿意只收一半现钱,另一半可记商垫,但必须写明还款日期、利息和承担人,不能再用一句“商垫已清”把债埋回总账。
十批不算多,却能把京东两处停秤的仓口接回普通市场。粮到了哪里,由哪家铺开粜,哪一部分留给无籍人,不能由沈棠宁一人写死。东市三铺各自报出能承担的量,京兆府只负责维持秤价与防踩踏,不替商人保证利润。
第二类是地方仓。
距离上京一日半以内的七座县仓,合计报有两万三千石。但报有不等于可调。沈棠宁把数字拆成三层:仓册总数、可验净粮、扣除本县最低二十日份后能借出的数。
户部原先把七仓都写在“可用”一栏。
她让书吏重新算。
河亭县仓册九千石,昨夜实称尚未完成,不能列可借;安平县六千八百石,扣本县二十日底线和霉粮后可借一千二百石;青蒲、石梁两仓合计可借两千一百石;另外三仓或只有马豆,或县医未押,或到仓道路要过塌桥,三日内只能列待核。
七座仓最后只剩三千三百石可明确接出。
“这会让数字难看。”户部郎中说。
“数字本来就难看。”沈棠宁道,“把仓册总数写成能救京城的粮,等车到门口才现不能动,损失的是三天。”
借粮也不能白借。
每一仓要留原地最低份,借出的粮写返还日期与偿还净重;若借粮导致本县延迟补仓,县中可在三日内提出异议。异议不自动停京粮,但必须在后果页上挂出来。京城不能把自己的饥饿写成别人的沉默。
第三类是军方返空车。
兵部清出三十六辆已完成军需、今夜必须回营的短车,实际能转接二十四辆,另十二辆装过药材或车轴有裂,不能为了一张好看的调运表再压车夫。二十四辆分成六组,每组四辆,分别接地方仓三百石、商路两百石和京西受粮点的空桶、麻袋,不允许以“车队可用”四个字重复计算车上已经装了别的东西。
裴砚川的旧部名册被兵部拿来核车,不代表旧军自动听沈家调度。军车仍由现营军吏令,沈棠宁只能提出接驳批次,兵部值房确认军令和返营时限。若车因改运误过军营点卯,误期价要写入运输成本,不能拿军粮大义抹掉车夫和军士的损失。
三类资源合起来,第一日最多接七千九百石上下。
与京仓可支二十六万多石相比,这个数小得近乎难堪。
可这七千九百石不是拿来遮住十九日口径的。它只负责把最危险的十五批从原先的单线依赖里分出一条能验的支线。
夜半,谢持正召来户部、兵部、京兆府、大理寺各一名值官。没有皇帝印,谁也不肯在纸上写“奉诏”。沈棠宁把标题改成《病中临时粮运保全会签页》,第一行写清:本页不新增常设权,不改旧契总额,不封存原件,不授权任何一方单独支配三类资源;只在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午正前,按批次使用已具备的仓票、车令和商契。
户部负责核可借粮的本县底线。
兵部负责核返空车的军务时限。
京兆府负责粜点秩序、无籍临领和市价记录。
大理寺不替他们调粮,只保存每一批的原页、改向理由和有人提出的威胁或逼签。
沈棠宁的名字放在最后一栏,栏目不是“奉命”,而是“临时总核建议人”。
“你不签总核?”谢持正问。
“我签建议和批次排序。具体调粮仍由有原权的人签。”
“那谁对整体负责?”
“整体责任先按四张页分开。若有人要把四张页合成一条新权力,等皇帝能视事或内阁明确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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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持正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拿朱笔在页脚补了八个字:不得据此推定常设权限。
四名值官这才落名。
当夜子初,第一批地方仓借粮页送往安平县。
安平仓吏没有立刻盖印。他把县仓实称册摊在雨水未干的桌上,指出其中一百四十石是本县给三处水毁村的应急种粮,另有二百石已被县中先行押给药铺,账面还没消。若按京中催粮令全借,一千二百石并不成立。
旧习惯会让上头回一句“先运再补文”。
沈棠宁在回根纸上只写:按净可借八百六十石执行,种粮与药铺押粮不动;县仓若因此低于二十日底线,停止下一批并上报,不以京城急需覆盖。
安平仓吏看了这句话,问送页的户部小吏:“这是京里哪位大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