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入狱那天起,她就很少哭了。
哭没有用,这是她十三岁时就明白的道理。
那时候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弟弟躲在被窝里抽泣,而她必须学会在同学异样的目光里挺直脊背,学会在老师问“你爸爸呢”时平静地说“他出差了”。
学会把所有的情绪压下去,压到胃里,压到骨髓里,压到梦里都翻不上来的深处。
她深吸一口气,松开手,重新拿起笔。
必须写完这套卷子。
明天要交,而且她是学习委员,不能连作业都完不成。
她咬住下唇,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英文句子上。
一个个单词被拆解、重组、理解,填入答题卡的空格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楼下的声音渐渐平息了。
母亲大概开始准备明天的食材——她总是工作到很晚,说是夜里安静,串菜效率高。
父亲可能已经醉倒在某个角落,或者干脆出门去不知哪里游荡。
这是叶城出狱后的新习惯:夜里出去,凌晨回来,身上带着露水和更重的酒气。
叶青写完最后一道题时,看了一眼闹钟。
九点整。
她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走廊对面是叶洋的房间,门关着,门缝下没有灯光透出来。她走过去,轻轻敲了敲门。
“叶洋?”
没有回应。
她拧动门把手——没锁。
推开,房间里黑漆漆的,床铺整齐,书包不在,校服外套也不在。
窗外的路灯透过薄窗帘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朦胧的光斑。
叶青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重新走下楼梯。
推开楼梯间的木门时,她看见母亲正在和一位食客结账。
那是个中年男人,穿着工装裤,裤腿上沾着白色粉尘——大概是附近工地的工人。
他数出几张零钱递给秋梅,说:“老板娘,你家烤肉味儿正,下次还来。”
“谢谢啊,慢走。”李秋梅接过钱,脸上挤出一个职业性的笑容。
等食客的脚步声消失在夜色里,叶青才走过去。她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投在油腻的地砖上。
“妈,”她轻声说,“叶洋不是跟同学打球吗?怎么还没回来?”
李秋梅转过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疲惫和惊怒的表情:“叶洋还没回家?”
“他房间没人。”
“这孩子……”秋梅的声音低下去,变成一种咬牙切齿的低语,“越来越野了。”
她说这话时,眼睛看向了夜市深处——叶城原本坐的位置现在已经空了,只留下一个倒下的塑料凳和地上的一滩酒渍。
那个眼神里充满了怨愤,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穿过昏暗的光线,钉在丈夫消失的方向。
自从他出狱回来,整个家都变了。
这句话秋梅没有说出口,但它悬在空气里,比说出来更沉重。
叶青能感觉到它的重量,感觉到母亲每一个动作里压抑的怒火,感觉到这个家正在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慢慢撕裂。
“叶青,”秋梅转过身,抓住女儿的手。
她的手掌粗糙,指关节突出,握力大得让叶青微微皱眉,“我怀疑你弟跑去网吧玩游戏。收银台里的钱隔三差五会少一两张,有时是50,有时是100。”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积蓄说下去的勇气。
“你们姐弟感情比较深,有空你找你弟谈谈。我跟你爸说,他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发火……这个家现在,也就你的话他还能听进去几句。”
秋梅的声音里透出一种深切的无力。
那是母亲向女儿求助的姿态,是一个撑了太久的人终于承认自己撑不下去了的坦白。
叶青看着母亲的眼睛——那双曾经明亮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袋浮肿,眼角细密的皱纹在灯光下无所遁形。
“好的,妈妈。”叶青听见自己说,声音平稳得让她自己都惊讶,“等叶洋回来我跟他谈谈。”
秋梅松开了手,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她转身继续收拾摊位,动作恢复了那种机械的效率。叶青站在原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身上楼。
木楼梯的吱呀声又一次响起。
这一次,每一步都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