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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哦？”赵向前眉脚微扬，这句话里的所包含的信息实在太多了。

倪同望通过汪禹霞的嘴通知他去拜见，汪禹霞是晚上很晚才得到消息，这无不说明，已经亲密到可以直接传递这种层级的讯息！

赵向前脑海里迅速闪过一条线索：倪同望和周定峰曾经在地方上搭档过，都是大统领信任的干将。

一瞬间，他似乎把所有疑问都串了起来。

汪禹霞真正搭上的通天巨舰，不是旁人，正是国宣部的倪同望！

难怪周定峰刚才在办公室里会摆出那种“破规格”的姿态——主动迎客、主动寒暄、主动背书。那哪里是给他赵向前的面子？

那分明是看在同一个派系大佬倪同望的份上，在给倪同望的“门生”做脸！

这也说明，在权力中枢，汪禹霞这个名字，已经被拿出来讨论过，并基本获得了认可。

在周定峰看来，自己的部下眼看就要晋升，尽管体量在他眼里仍然不够看，但他愿意做出个姿态，结个善缘，万一以后有用到的地方呢。

而现在，倪同望通过汪禹霞来传话，这本就是极其鲜明的政治表态：汪禹霞是我的人，我现在要把她推向前台了。

赵向前心里“轰”地一下，先前从他的渠道听闻的“汪禹霞已被高层看中”的传言，在这一刻得到了最震撼、最权威的证实。

但紧接着，他又冒出一个更大的疑问：汪禹霞是怎么搭上倪同望的？

花家？

他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但下一秒就否定了。

不可能！倪同望是靠大统领的信任，从地方一路杀上来的新贵，和元勋家族八竿子打不着。

而且，大统领对元勋家族一直不待见，可以说，正是因为花家式微，让汪禹霞失去了靠山，脱去了元勋家族这层关系，反而给了汪禹霞脱颖的机会。

女色？

更不可能！汪禹霞是政法系统，和宣传口的倪同望完全搭不上边，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见到倪同望。

虽然她确实有几分姿色，但倪同望这种级别的人，不可能因为女色破格给予晋升机会。

这类大佬对女人，顶多是扔在地方上提供些庇护，让他们利用权力缝隙赚赚小钱、谋个闲职罢了。

不过自己还是挺喜欢她的这几分姿色的，尤其是从叶蔓的口中，他了解了这位女下属身体的那些秘密后。

“想歪了，想歪了。”赵向前在心中暗骂了自己一句，赶紧深吸一口地下室泛凉的空气，强行摈弃掉脑海中那些荒淫而不合时宜的杂念。

所以，汪禹霞搭上倪同望绝不是这些浅层的原因。

眼前的这个下属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而他现在，通过这层关系有可能直接搭上大统领这条线，心中一股炽热升腾而起，像是看到了命运的另一扇门正在缓缓打开。

赵向前快步走向静静停在那里，发动机已经启动的红旗汽车，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走，回驻京办。”

市委秘书长江一鸣陪同赵向前来了京城，他没有陪同赵向前去拜见周定峰。

在车里就远远看见了赵向前和汪禹霞，但他很有眼力劲地没有下车，只是吩咐司机发动汽车，打开空调。

直到看见赵向前快步走来才赶紧下车拉开车门，赵向前坐到后排右侧座位上，江一鸣带上车门走到副驾钻了进去，汪禹霞自己打开左侧车门坐到了司机身后。

红旗汽车缓缓从地下停车场驶出，离开警察部大院，车头一摆，稳稳地驶上警察部大院外的主路。

车内安静了几秒，赵向前才开口，语气沉稳却带着一丝急迫，“小江，回到办事处后联系一下国宣部倪部长办公室，我想拜见倪部长，请他们安排时间。”

“是。”江一鸣没有多问，按理说，赵向前的行程都是提前规划好的，尤其是倪同望这种级别的大领导，时间更是几乎精确到分钟，这样贸然请求拜见，显然是不合规矩的。

但江一鸣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领导要见谁，他只负责执行，不问原因，不提建议，不做判断，这是他的职务的基本素养。

车内又安静了两秒，赵向前转头，看向身边的汪禹霞，“禹霞，好工友案现在除了跨国办案、涉及境外势力的那一块之外，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市委提供帮助的？”

江一鸣眼睛注视着前方，耳朵却悄悄竖了起来，“汪禹霞和赵书记的关系更密切了。”

汪禹霞没有立刻回答，脑海里把案件的难点再次梳理了一遍，“赵书记，好工友是南岭重要的劳务派遣公司，很多企业的产业工人都是好工友派出的，如果这次对『好工友』进行全面彻查、采取强制措施，企业用工可能会受到影响，需要提前做好预案。”

这句话一出口，车内的空气明显凝重了一些，唯有司机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仍然专心驾驶着汽车。

几个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出现大批量的企业因为工人断档导致生产线停摆、合同违约，这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损失问题，那是要掉乌纱帽的社会稳定问题。

成千上万失去生计或者被困在劳务纠纷里的工人如果走上街头，那就是天大的乱子，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

赵向前点了点头，“禹霞，你考虑得很周到。回去后立即成立专项研究处置方法和应急预案。”

赵向前目光落向窗外，心里升起一股烦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南岭那些原本实力雄厚的用工企业，包括大量央企国企，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竟然都不再由自己招募正规合同工了。

他们全部剑走偏锋，采用了所谓的“劳务外包”模式。

所有潜在的用工风险、劳动纠纷、工伤责任、乃至于社保压力，统统通过一纸合同，像甩包袱一样甩给了好工友这样的第三方劳务外包公司。

在法律条文上看，这确实合法合规，甚至被捧为企业管理的创新典范。

可实际上，这种剥离了企业责任的模式，是对底层劳工权益进行的一场系统性、近乎冷酷的体制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