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没有带随从。
她一个人走进旧值房,身上穿着深灰色旧袄,手里拄一根没有镶银的木杖。黑石堡外的风把她鬓边的白吹乱,她却没有抬手去理,只盯着裴砚川掌中的焦纸。
“给我。”她说。
裴砚川没有动。
“你截过这封信。”
“我知道。”
“你还烧过。”
“也知道。”
梁氏看了一眼沈棠宁和守门人:“这里有多少人?”
“四人,门外还有三方记录。”沈棠宁答。
“那就不用回裴家问了。”梁氏把木杖放到墙边,“我今日来,是来把能说的说完。”
“什么叫能说的?”裴砚川问。
“还能证明的。”
沈棠宁让沈砚白进来,先把门外的时间、在场人和梁氏的自述范围写清。梁氏看完,没有要求删改,只在“证人”一栏按下自己的指痕。
“先说哪一件?”她问。
裴砚川举起焦纸:“自陈罪书。谁写的?”
“你父亲。”
“什么时候?”
“承熙十四年三月,黑石堡外堡失守之后。”
“写给谁?”
梁氏看向那道被刀切断的纸边:“户部侍郎陆慎之。”
沈棠宁的手停在笔上。
当时的陆慎之还不是后来掌握永济行和上京粮道的左相,只是户部侍郎,负责军粮核销、灾仓调拨和北境军需的复核。他没有直接调兵的权力,却能把一笔写进临时册的粮重新推回户部明账。
裴砚川问:“父亲为什么不写给皇帝?”
“因为皇帝收到军案,会先问谁败了;陆慎之收到粮案,会先问哪一仓少了。”
“所以他信任陆慎之?”
“不是信任。”梁氏说,“是他认为只有户部的人能看懂那封信里最要紧的不是战败,而是粮从哪里来、该由谁补回去。”
沈棠宁问:“信里写了什么?”
“前半段是调粮经过。你父亲承认,他签了南仓救荒麦的临时调运;承认北营若等河西新粮,至少有三千名骑兵和一批守堡军会断粮;也承认他没有把南仓灾情写入北营的正式军需文书。”
裴砚川的喉结动了一下:“后半段呢?”
“他说,调走的一千二百石里,真正抵达北营的数量与账面不合。有人要求他把差额并入战损,他拒绝了。”
“他知道有人改账?”
“他知道账对不上。”
“他知道是谁改的吗?”
梁氏摇头:“那封信里没有写死谁。他只写了三个疑点:北营入库重复车号、南仓回执少于出库、军马草料和人粮使用同一批车牌。”
沈棠宁问:“这与第三封信有关?”
“第三封不是自陈书。”
“那是什么?”
“是先到的回执。”
梁氏从衣襟内取出一只薄布包。布包边缘已经磨白,里面有半片纸和一枚变黑的铜扣。
“这半片是第三封的末尾。”
裴砚川伸手接过。
纸上只剩几行:
“若此项仍归战损,南仓灾户无从追索;若改作北营常额,则——”
后面的字被水泡烂,只有“户部”两个字还看得见。
“第三封是父亲写给陆慎之的?”
“不是,是陆慎之写给你父亲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