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我给大黄添了水和粮,摸了摸它的头。它今天精神好了一些,能自己站起来走两步了,但还是三条腿跳。我出门的时候它看着我,没有叫,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
开车回村要四十分钟。天已经黑了,乡道上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光晕昏黄,照着两边黑黢黢的杨树。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风灌进来,带着地里庄稼的味道。
到家的时候,堂屋的灯亮着,门开着。我爸坐在桌边抽烟,烟灰缸里已经有三四个烟头。我妈在厨房热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很响,带着一股怨气。
“爸。”我喊了一声。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烟摁灭了。他比过年的时候又瘦了一些,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他今年五十三,看着像六十三。
我妈端着菜出来,一盘炒白菜,一碗鸡蛋汤,还有早上剩的馒头。她把盘子往桌上一顿,坐下来就开始抹眼泪。
“你说你,啊?好好的亲事,你给退了。人家建国哪点不好?有手艺,能挣钱,家里盖了楼,就你一个儿媳妇,你嫁过去就是享福的——”
“妈,”我打断她,“他踢狗。”
“踢狗怎么了?”我妈声音尖了起来,“狗是畜生,踢一脚怎么了?你为了一条狗,把一辈子的大事给毁了?”
“今天踢狗,明天就踢人。”
“你——!”我妈气得拍桌子,“你胡说八道!建国不是那种人!”
“你怎么知道?”我看着我妈,“你跟他过过日子?你被他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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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噎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
我爸一直没吭声,这时候咳嗽了一声,开口了:“颖颖,你妈说得有道理。你都二十六了,村里跟你一样大的姑娘,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
“爸,我不是不想嫁人。我就是不想嫁一个……不对的人。”
“什么对不对的?”我爸皱眉头,“过日子就是过日子,哪有那么多对不对?你妈嫁给我的时候,我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不也过了二十多年?”
“那你们过得好吗?”我问。
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灯泡嗡嗡的声音。我妈不哭了,愣愣地看着桌面。我爸的脸白了,又红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爸很少在家。他总是在外面打工,过年回来住几天又走。我妈一个人种地、喂猪、带我,还要伺候爷爷奶奶。我见过我妈躲在灶房里哭,见过她跟我爸在电话里吵,见过她一个人背着生病的我去卫生院,在雨里走了四十分钟。
但她从没说过一句后悔。
“爸,妈,”我站起来,“我不是不懂事。我就是想找一个……起码知道疼人的人。不是疼我,是疼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一条狗他都下得去脚,你让我怎么相信他会对我好?”
我拿起包,往外走。
“你干什么去?”我妈追出来。
“回去,明天还要上班。”
“吃了饭再走——”
“不吃了。”
我动车子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站在门口,手在围裙上擦着,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屋。
我爸没有出来。
回去的路上,我开得很慢。乡道上没有别的车,只有我的车灯照着前面一小段路。我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里那种被什么东西压着的、喘不上气的感觉。
所有人都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没有一个人问我想要什么。
到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我开门的时候听见大黄在沙上动了动,尾巴敲在靠垫上,出轻轻的噗噗声。我打开灯,它抬起头看我,眼睛亮亮的。
我走过去坐在它旁边,它把头搁在我腿上,喉咙里出低低的呜呜声。我摸着它的毛,从头顶顺着背脊一路摸下去,摸到它断腿的地方,绷带下面的骨头已经接上了,但还是肿的。
“大黄,”我说,“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它当然不会回答。它只是把脸埋进我的掌心里,鼻子湿漉漉的,呼吸温热。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黄狗在田野上跑,四条腿都是好的,跑得飞快,尾巴竖得高高的。它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窜来窜去,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像是在说“快来啊”。
我在梦里笑了。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小块。
三
接下来的一周,我过得很平静。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喂狗、换药、陪它做康复训练。周医生说可以慢慢让它用受伤的腿着地了,我就每天扶着它走几步。一开始它不肯,一着地就缩回去,后来慢慢习惯了,能撑着走个步。
我给它买了一个小皮球,黄色的,跟它的毛色差不多。它不会玩,就叼着球趴在那里,我伸手去拿它也不给,就含着,眼睛看着我,尾巴摇得飞快。
“你这狗,”周医生在复查的时候说,“恢复得比预想的好。你是第一次养狗?”
“嗯。”
“养得不错。”他笑了笑,推了推眼镜,“它信任你。”
信任。这个词让我愣了一下。
大黄信任我。它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它只知道我把它从铁链子底下解开了,带它看了医生,给它买了小皮球。它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我,毫无保留。
可我呢?我把信任给了谁?
李建国?我连他的狗都不如。狗还知道怕他,我却差一点嫁给他。
想到这里,我后背一阵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