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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6章 碑上刻着我的名（第2页）

直到昨天，他的母亲用一块墓碑，把我的名字又拽了回来。

律师函出去的第三天，老周给我打了电话，说李建国那边回复了，他不同意铲名字，理由是刻名字是他母亲王秀兰临终前的遗愿，重刻墓碑会打扰逝者安宁，而且他母亲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墓碑存在了二十年，现在突然要改，他作为儿子，不能违背母亲的遗愿。

“他还说，”老周犹豫了一下，“你当年毕竟做过李家的儿媳，这是事实，刻‘儿媳’两个字没有歪曲事实。”

我气得手都在抖：“老周，你告诉他，我跟他离婚三十年，不是他李家的人三十年，他妈去世二十年，也就是说他妈死了十年之后，他把他妈坟刨了重新刻的碑，把那两个跟我没关系的人的名字刻上去的？他十年前刻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我已经跟他离婚二十年了吗？”

“这些我都跟他说了。”老周的声音很无奈，“他那边态度很强硬，他说你要告就去告，他宁可坐牢也不会动他妈的墓碑。”

“那就告。”我说，“我下午就去你那儿办手续。”

挂掉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厂区呆。纺织机的轰鸣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嗡嗡嗡的，像蜜蜂在耳边飞。我想起三十年前从李家出来的那个雨夜，我抱着女儿，身上只有三百块钱和几件换洗衣服。我站在街边等公交车，女儿冻得直哭，我把外套脱下来裹住她，自己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冷得浑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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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就誓，这辈子再也不踏进李家的门，再也不跟李家有任何瓜葛。

可现在，李家不来找我，我主动去找他们了。

不是因为我放不下，是因为那块墓碑上的名字，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我用了三十年证明自己离开了那个家，活得好好的，可那个名字就像一句嘲讽的话，刻在石头上，好像在说——“你看，你永远都是李家的儿媳，你想跑也跑不掉。”

我不能让它留在那儿。

起诉的事很快在县城传开了。这座小城就是这样，谁的官司上了法院，谁家的儿女结了婚离了婚，谁家的老人生病住院了，都是街头巷尾的话题。何况我这个案子本来就特殊，离婚三十年了名字还刻在前婆婆碑上，这种奇闻，茶余饭后不聊几句都对不起嘴里的瓜子。

厂里的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同情的，有好奇的，也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赵小刚倒是挺义气，专门跑来跟我说：“田姐，我支持你，这官司必须打，凭什么叫他的名字刻在那儿，他算老几？”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起诉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回了趟老家。我父母都不在了，老家的房子早就卖了，但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嫁到了隔壁镇上，弟弟在县城开了家小市。我想跟他们说说这件事，不管怎样，家人总是要知会一声的。

姐姐田芳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老妹，要不就算了吧？都这么多年了，你跟李家较那个劲干什么？再说了，你名字刻在他妈碑上，又不会少块肉，你非要闹到法院去，传出去多不好听。”

“不好听？”我看着她，“姐，你是我亲姐，你说这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姐姐叹了口气，“我是觉得你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清净了，现在又要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你心里不难受吗？”

“我难受。”我说，“但我要是不把这名字弄掉，我会更难受。”

弟弟田军倒是站在我这边，他比我小六岁，性格像我，认死理。他说：“姐，我支持你告，李建国那家人就不是东西，当年你怎么对他们的，他们怎么对你的，现在还有脸把你名字刻上去，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说。

弟弟开车送我回县城，路上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话。窗外的麦田一片一片地往后退，绿油油的，像铺了一层绿色的毯子。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跟李建国刚结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开着车，带我去他老家。那时候我很紧张，手心里全是汗，他握住我的手，说“别怕，我妈人很好”。

人很好。

那三个字，现在想起来像个笑话。

案子开庭的日子定在五月底，天气已经开始热了。我请了半天假，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头梳得整整齐齐，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法院。

表姐陪我来的，弟弟也来了，姐姐没来，但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不管怎样，姐都站在你这边”。我知道她不是不支持我，她只是怕我受伤，怕我好不容易平复的伤口又被撕开。

李建国也来了，带着他的律师。三十年没见，他老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头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腰也弯了，走路的时候腿有点跛，不知道是不是风湿。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低着头坐在被告席上，从始至终没看我一眼。

我看了他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开了。

法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法官，姓林，看起来干练利落。她先让双方陈述事实，我的律师老周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重点强调李建国未经我同意，擅自在墓碑上刻我的名字，侵犯了我的姓名权。

李建国的律师是个年轻小伙，说话很冲，他的主要论点有几点：第一，刻名字是李建国母亲王秀兰生前的遗愿，李建国作为儿子，履行母亲的遗愿是孝道；第二，田颖确实曾经是李家的儿媳，这是客观事实，刻“儿媳”二字没有歪曲事实；第三，墓碑已经存在二十年，突然更改会打扰逝者安宁，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而且，”年轻律师还补充了一句，“原告与被告离婚三十年，期间从未联系，原告也从未提出过异议，现在突然起诉，不排除有其他目的。”

我差点站起来骂他，表姐在旁听席上按住了我的肩膀。老周冷静地反驳：“我的当事人直到今年清明节才现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墓碑上，在此之前她完全不知情，不存在所谓的‘未提出异议’。至于所谓‘其他目的’，请被告方明确指出来，不要含沙射影。”

法官让李建国本人陈述。他站起来，声音很低，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这是我妈临走前交代的……她说……她说田颖虽然跟建国离婚了，但她毕竟当过李家的媳妇，给李家生过孩子，她的名字应该刻在碑上，李家不能忘本……”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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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忘本？”我站起来，声音在抖，“她当年怎么对我的，她忘了吗？我生女儿那天，她连医院都没来，说生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看的？我在李家三年，她给我吃过一顿饱饭吗？我冬天洗衣服，手冻得裂了口子，她说我是娇气，说她们年轻的时候下雪天都在河边洗衣服。她骂我，打我，当着我的面说要我滚，我滚了，她还不放过我？死了都要把我的名字刻在石头上？”

法庭里安静极了，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声和眼泪掉在桌面上的声音。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让我冷静，说这是法庭，要遵守秩序。

我坐下了，但手一直在抖。

李建国始终没有看我，他的头低得更深了，肩膀微微颤抖着，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抖。

法官又问李建国，是否同意将田颖的名字从墓碑上移除。

李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声音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我……我不能……我妈都死了二十年了，我不能动她的碑……她会不安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刻我的名字？”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刻的时候没想过我不愿意吗？你经过我同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