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回答。
庭审结束后,法官没有当庭宣判,说需要合议。从法院出来,太阳很大,晒得人晕。表姐递给我一瓶水,我喝了两口,觉得嗓子还是干的,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弟弟说:“姐,我觉得法官会判你赢,这事理在你这边。”
我没说话,看着法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呆。树上知了叫得正欢,一声接一声的,好像在说“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回去的路上,表姐跟我说起一些事。她说李建国再婚后过得并不好,他娶的那个外地女人比他小八岁,结婚头几年还好,后来那女人嫌他穷,跟一个做生意的跑了,把他一个人扔下,连个孩子都没生。他一个人过了十几年,他妈活着的时候还能照顾他,他妈死了之后,他就彻底一个人了。
“听说他后来也去找过你女儿,想认她。”表姐说,“但你女儿不见他,说她没有爸爸。”
我心里揪了一下。女儿李小萌今年三十三岁了,在省城上班,结了婚,有了孩子。她从来没问过她爸的事,我也没主动提过。小时候她偶尔会问,为什么别人有爸爸她没有,我说你有妈妈就够了。后来她长大了,懂事了,就再也不问了。
我拿出手机,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妈,怎么了?”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点担心,因为我很少在工作时间给她打电话。
“小萌,妈跟你说件事。”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墓碑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断了。
“妈。”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静,“你告他,我支持你。那个名字不能留在那儿,那是你的名字,不是他李家的。”
“你……你不觉得妈小题大做?”我问。
“不觉得。”她说,“名字是自己的,别人没资格乱用。妈你放心,你要是需要我作证,我请假回去。”
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次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感动。
挂了电话,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风景。县城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像在鼓掌。
一个月后,法院宣判了。
林法官宣读了判决书,认定李建国未经田颖同意,擅自将其姓名刻在墓碑上,侵犯了田颖的姓名权,判决李建国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墓碑上“田颖儿媳”字样移除,并赔偿田颖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元。
对,一元。
这是我自己要求的,我不要他的钱,我就要他把名字铲掉。
宣判那天李建国没来,是他的律师来的。年轻律师听完判决,面无表情地说“尊重法院判决”,然后走了。
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老周问我:“田姐,你满意吗?”
“满意。”我说,“一元钱你帮我捐了吧,捐给希望工程。”
老周笑了,说好。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名字铲掉就铲掉了,我跟李家的恩怨就彻底画上句号了。可是没过几天,弟弟给我打电话,说李建国出事了。
“他怎么了?”我问。
“他摔了。”弟弟说,“从他家楼下的楼梯上摔下来,腿摔断了,邻居送他去的医院。”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姐,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弟弟问。
“不去。”我说,“我凭什么去看他?”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天快黑了,窗外有人在放广场舞的音乐,吵得很。我关了窗,屋里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跟李建国结婚的时候,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城看电影。那时候县城只有一家电影院,放的还是黑白片,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抱着他的腰,风吹在脸上,觉得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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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不是因为他变了,是因为我现,他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他妈说往东,他不敢往西;他妈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就说方的;他妈说我不行,他就觉得我真的不行。
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太懦弱了。
懦弱到不敢保护自己的妻子,不敢保护自己的女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做主。
这样的人,我恨了他三十年,现在突然觉得,恨他也没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不原谅他。
恨和原谅是两回事,我可以不恨了,但我不会原谅。原谅是需要资格的,他没有那个资格。
又过了几天,表姐打电话来,说李建国的邻居告诉她,李建国住院了,没人照顾,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连口水都喝不上。
“他那个前妻早跑了,也没个孩子,亲戚也都不来往。”表姐说,“怪可怜的。”
“姐,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说。
“我不是让你去看他,我就是跟你说说。”表姐说,“你要是不想去,我就去帮他请个护工,反正花不了多少钱。”
“你帮他请护工?”我愣住了,“姐,你认识他吗?你跟他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