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提前翻阅厚重的馆藏目录手册,选定想要借阅的书籍,手写一张借阅纸条。
将纸条递交图书管理员后,管理员独自进入封闭书库查找书籍,找到之后,逐一在学生借书证上登记信息。
书名、书目编号、作者、出版日期,每一项信息都登记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全程无需学生签字确认。
管理员工整的手写笔迹,就是最硬核的契约凭证,白纸黑字、有据可查,无法篡改、无法抵赖。
一端是浩瀚稀缺的馆藏书籍,一端是满心渴求知识的纯粹学子,朴素的登记方式,维系着最真诚的借阅诚信。
学校有明确借阅规定,每名学生单次最多只能借阅四本书,这是学子们为数不多的专属福利。
黄卫华每次都会尽可能借满四本,最大化利用借阅额度,不想浪费一丝学习机会。
但很多时候,心仪的专业参考书早已被他人借走,书库空空无货,根本无法借满额度。
遇到这种情况,他从不会空手而归,而是拜托管理员帮忙挑选几本内容相近、价值相当的专业书籍补齐空缺。
所有人都在争抢稀缺书籍,有人读书度快、换书频率高,有人潜心慢读、久久不换。
一来一回的借阅流转,让小小的图书馆常年人头攒动、烟火不息,满是向上的朝气。
让不少本科生遗憾的是,学校数学系设有专属专业图书馆,馆藏全是高阶数学专着、外文期刊、稀缺文献。
但这间专属图书馆全程不对外开放,唯独大四学生撰写毕业论文、需要查阅高阶资料时,才能申请入内借阅。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没有如今繁杂的校园活动,也没有新生军训的流程。
并非学校刻意省略,而是当年校园场地狭小、设施简陋,没有足够开阔的场地支撑军训开展。
虽然少了军训的历练,但彼时的大学课程设置格外丰富,全面弥补了学子们的求学缺憾。
英语、政治、体育、物理四门基础课全员必修,再搭配数十门细分数学专业课程,学业安排充实饱满。
除此之外,学校硬性要求每位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第二外语,算作必修学分,缺一不可。
黄卫华结合自身兴趣,选择了严谨晦涩的德语。
班里不少年纪偏大的老三届同学,受早年学习环境影响,大多熟练俄语,便统一选择俄语作为二外。
看似课程丰富、体系完善,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子,面临的学业压力远常人想象。
授课老师大多是留过洋、深耕学术的资深学者,属于老一辈精英教育体系下的顶尖人才。
他们治学严谨、眼界开阔,授课深度极大,习惯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一心想快补齐学子们的知识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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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初,老师们先组织全员摸底测试,精准掌握每一位学生的基础水平。
测试结果让老师们又欣慰又揪心,七七级学子基础参差不齐,但学习悟性、钻研劲头远预期。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求学热忱,老师们直接拉高课程难度,教学节奏紧凑、知识点密集。
到了期末考核,老师们出题从不放水、不迁就,完全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命题。
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期末考试,题目难度都远学生预期,一套试卷下来,大半学生都被考得束手无策、分数惨淡。
学校常规考试统一安排在上午八点开考,正常题型、正常难度的试卷,两个小时足以完成作答,十点准时收卷。
可黄卫华班里,曾出现过一件轰动全系的特例,让人唏嘘不已。
班里有一位先天反应迟钝、思维较慢的女生,基础薄弱、悟性不足,做题度远跟不上常人。
整场考试,其他同学陆续交卷离场,唯有她一人留在座位上,握着笔苦苦思索、缓慢作答。
监考老师没有催促、没有驱赶,默默守在考场,耐心等候她完成答卷。
上午十点,考场准时清场,其他班级陆续结束考试,唯有这间教室依旧灯火明亮。
黄卫华和同学们考完试去食堂吃饭、回宿舍午休,再度返校上课时,已是午后时分。
时隔四个多小时,那位女生依旧坐在考场里,咬牙坚持答题,监考老师依旧静静陪伴、耐心等候。
直到正午十二点,这场长达四个小时的考试,才终于因她完成答卷而落幕。
所有人都清楚,老师这般极致耐心,并非纵容松懈,而是深知这位女生的特殊处境。
她是班里仅剩的最后一位工农兵学员,基础近乎零基础,思维认知远落后于高考统招的七七级学子。
工农兵学员的招录模式,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自带无法弥补的时代短板。
彼时流行一句极致片面的招生理念: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不看文化基础、不看学识素养,仅凭劳动履历、基层经历就能免试入学,甚至一度盛行白卷上大学的风气。
这就导致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近乎空白,连初高中基础知识都掌握不扎实。
进入大学之后,正规高阶的专业课完全跟不上,学校只能降低标准,以中小学补习的模式开展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