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好像是在打太极,你攥紧拳头用力往前推的时候,对面砸回来的,往往是结结实实的暴击。
可等哪一天你卸了劲儿,塌下肩膀认了怂,生活反倒会出其不意地,往你手心里塞上一块糖。
1978年那一阵迟到的春风,就是李在然这辈子吃到的最甜的一块糖。
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是他先从广播里听来的,后来又托人从县教育局捎回一张《人民日报》。
那张报纸,他压在自己枕头底下,每天晚上就着煤油灯,把那两行字翻来覆去地读,直读到能背下来。
“恢复招收研究生”,就这个“恢复”两个字,在他心里,比金子还沉。
他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人到中年,在农村那块土坷垃上,整整耗掉了十二年青春。
十二年前,他连大学的门朝哪儿开,都没资格看上一眼。
十二年后,命运却忽然把门给他敞开了,敞得这么大,大得让他有点发慌。
考,一定要考。他在黑夜里对自己说,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听得见。
他怕这又是一场空欢喜,怕自己睡一觉醒来,那张报纸上的字就凭空消失了。
他甚至不敢把消息告诉远在乡下的爹娘,怕两位老人跟着他白白高兴一场,再跟着他白白失望一场。
他一个人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像守着一盏随时会被风吹灭的灯。
——可到底考什么,李在然还是得先想明白。
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目光落在
两个字上。
其实他骨子里,从小就热爱教师这个行当。
高中毕业那一年,他就盘算着要考师范,将来站上讲台,把一肚子的学问,倒给底下那些眼睛发亮的娃娃们。
只是到了高三那年,他报考大学,不获准,表格上多了冷冰冰的四个字:工作需要。
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到底栽在哪儿。
栽在他的家庭成份上,栽在他那弯弯绕绕的社会关系上。
他家三代市民,可七大姑八大姨的枝蔓里,地富反坏右五顶帽子,一顶不落地,都有亲戚替他戴过。
这样一个特殊标签满身的人,在那样的年月里,是没资格迈进大学那道门槛的。
路被堵死了,李在然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读函授大学、业余大学,好歹圆一圆他那点残缺的大学梦。
他还记得去县招生办递交申请那回,办事员头也不抬,把表格往旁边一推,嘴里哼哼着:你这种情况,报也是白报。
那一声,像一根刺,在他心里扎了整整十二年。
后来到了1966年,又一记更重的浪头兜头打下来,把他这点可怜的梦想,连根掀翻,摔得粉碎。
好日子,是慢慢熬出来的。
转眼到了1978年,那些压了他十二年的政治身份的闸门,忽然一夜之间被撤了个干干净净。
全国上下,没有哪个人还敢拿政治身份作挡箭牌,去阻挠考大学、考研这类直接关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事了。
当年当面给他甩脸子、放狠话的那位领导,如今还好好健在,却也再不敢伸手拦他报考了。
不但不拦,那位领导还破天荒地拍拍他的肩膀,挤出个笑脸来:小李,去考吧,考上了,给咱全公社争光。
李在然嘴上应着是是是,心里却记着十二年前那声。
他在干活歇晌的工夫,常常望着远处的田垄出神,想这穷乡僻壤里,还有没有那种无法无天的小领导,还在偷偷摸摸地挡年轻人的求学路。
起码在他李在然周围,这样拦路的脚步声,是听不到了。
拿到报考批准单那天下班,李在然跟换了个人似的。
他走路时腰板挺得笔直,脚步也带上了风,从前那股子见人就夹枪带棒的尖酸刻薄,一夜之间全换成了笑模样。
同事们都打趣他返老还童了,问他是不是偷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他笑而不语,只在心里把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嚼:考上大学。
梦想这东西真是怪,它能把一个蔫了十二年的人,重新一点一点地焐活过来。
可在夜深人静、煤油灯芯
地爆了一个花的时候,李在然又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认认真真地问一句:你到底,为什么考?
难道是为了逃离这片土坷垃,奔大城市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