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了,斯大林同志,今年结得好,葡萄熟的都压弯了上面。”
“压弯了才好呢。”老人把信接过去:“压弯了,说明长得实。去吧,告诉你娘,腌菜的盐该晒了,我还等着吃呢,我拿葡萄换。”
“好,斯大林同志。”
邮差走了。
斯维特兰娜在旁边看着:“爹,你什么时候连他娘腌菜的事都管上了?”
“他娘腌的黄瓜,你不是喜欢吃吗?”老人拆着信:“去年送过我两条。味道很好,你不是也吃了很多,这次多要点。”
边说着,他拿起信看起来。
莫斯科第一封信是瓦列里写的,字不多:
“老朋友,人出来了,活着,不过受了伤,养得回来,酒留着,他好了,我陪他来喝。”
第二封是阿连德自己写的,字迹有些飘逸。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他们说您为我留了一瓶酒,我这一辈子,医生都劝我戒酒,但如果那瓶酒是一九六二年的金兹玛拉乌利,我认为我的医生会理解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于病床上,笔拿不太稳,见谅。”
老人把两封信叠在一起,放进衬衫口袋,拍了拍。
“斯维塔。”
“哎。”
“去地窖,把那瓶酒拿上来。”
“现在喝?医生不让你喝啊。”
“现在我不喝。”老人站起来,往葡萄架底下走‘“拿出来,擦擦灰,先放在桌上,客人要用的东西,得先见见天日,不能一瓶灰吧。”
“好。”
中午,一家人在葡萄架底下吃饭。
今天的菜是哈拉乔,牛肉汤,配新烤的哈恰普里,奶酪饼掰开还冒着热气。
厨子端上来的时候特意给老人那碗少搁了盐,搁得理直气壮,全桌人都看见了,没人敢有意见。
雅科夫拿起勺子,先给爹盛。
“爹。”这个闷了一辈子的大儿子,说话还是一板一眼:“我这几天老想个事,阿连德同志今年都六十五了,让人从宫里抬出来的。你说他往后想起这事,是觉得丢人,还是觉得值?”
老人嚼着牛肉,嚼完了,咽了,才说话。
“他往后会觉得很值,人没了,什么理想都跟着埋了,人还在,理想就还在,智利就还在。”
“这就完了?”
“这就完了。”老人拿起杯子:“你们哥几个听好,我这句话,你们记一辈子。”
“人活下来了,比什么都强,剩下的事,慢慢做,人在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瓦西里正端着碗喝汤,闻言抬头:“爹,这算什么道理?”
“这是好道理。”
“我九十四岁了,我讲的都是九十四岁的道理。”
桌上一圈人都笑了。
下午,老人需要睡午觉。
这是医生定的规矩,也是全家的头等大事。午觉一个钟头,多一刻少一刻都不行,斯维特兰娜亲自盯。她搬个小板凳坐在爹房门外,织毛衣,看表。
今天老人躺下之前,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床头柜上,摆着那瓶一九六二年的金兹玛拉乌利,瓶子擦过了,标签还算完好。
老人看了看酒,没说话,躺下了。
院墙外面,邮差的摩托声远远地响起来,又远了。
他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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