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陌生号码。
我盯着看了很久,想把它拉黑。
手指放在屏幕上,按下去,又抬起来。
最后我把它存进了通讯录。
备注写的是:赵三。
我跟自己说,这是为了以后打官司方便,留个证据。
可我心里清楚,不是。
我是怕。
二十年了,我开了公司,买了房子,娶了一个在法院当法官的老婆。我以为自己早就不是当年车棚里那个推着自行车不敢动的初中生了。
可他一句“你老婆是法院的?”,就把我拽回去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想了一圈。同学群?我早就退了。共同的朋友?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朋友。
除非他特意打听过。
打听我。
打听她。
我拿起桌上的座机,想给律师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在执行阶段换个法院,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案子别分到执行局某个人的手里。
号码拨了一半,我又挂了。
我能怎么说?
说我怕我老婆办这个案子?
说我怕被执行人是我初中同学,他小时候欺负过我?
律师会笑的。
沈清禾知道了,也会笑的。
她会用那种看当事人的眼神看我,说:“许然,你想太多了。”
我把座机放回去。
分案是系统随机的。执行局几十个法官,轮不到她。
我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我打开电脑,把那份框架协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
交材料的第二天晚上,沈清禾回来得很晚。
我在书房看报表,听见门响,出去的时候,她正站在玄关。
没有换鞋。
也没有摘法徽。
她就那样站着,手里拎着公文包,像是在想什么事。
“怎么了?”我问。
她像是被我吓了一下,抬起头。
“没事。”
“加班了?”
“嗯。”
她这才弯腰换鞋,把公文包放在玄关柜上,抬手去摘法徽。
摘了两次才摘下来。
她进了卫生间,水声响起来。
我站在玄关,看着那个公文包。
拉链没拉严,露出半截牛皮纸的案卷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