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真考外语,他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当他打听到北大这个专业不必考外语时,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落回肚子里。
可北大也有北大的狠。
这门课,除了不考外语,还要加考“中国古代文学”一整张卷。
考现代文学,却要考古代文学,不是考一两道题,而是考整整一张卷。
这样的考法,放眼全国,绝无仅有。
别人听了直咂舌,吴福辉却越听越上瘾。
他从这张卷子里,窥见了一条治学的门径: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得懂古代文学,得懂外国文学,得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得懂中外的文艺理论。
上下左右,要贯通起来。
人家把门槛垒得越高,他越觉得,这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所有的选拔,说到底,都是分子和分母的较量。
吴福辉不知道自己到底跟多少人同场竞技。
可他从1977年高考那吓人的录取比例里,能推算出个大概。
他报考的那个学科,怕是有几百人报名,能进复试的或许只有12个,最后只录取3个。
几百人,争那3个名额。
而他要面对的最可怕的对手,是因历史原因,整整十年积压下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十年啊,那是多少人。
分子不会扩大,分母却会一直扩大。
从几百分之十二,到四分之一。
越是残酷,吴福辉的斗志反而烧得越旺。
他抱着一腔近乎执拗的信念,只当分子,绝不当分母。
可话说回来,到底怎么才能赢?
吴福辉清楚,决定胜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细节,而最要紧的头一条,就是打好基础。
他自己的底子,是那些年一册册啃出来的,厚实得很。
可他还嫌不够。
晚上回了宿舍,他把自己白天领会透的内容,一句一句讲给舍友们听。
“这段你听懂了没?不懂我再讲一遍。”
舍友们被他讲得头昏脑涨,却也真把那些知识点记了个七七八八。
吴福辉自己呢,讲一遍,知识就又巩固了一层。
他管这叫“以讲代学”——你教别人的时候,才是学得最透的时候。
除了基础,他还琢磨出了一整套应试的门道。
笔试,卷面必须整洁,字要写端正,别让老师看着烦。
做题,先做有把握的,把能拿的分稳稳攥在手里,别在不该费时间的地方纠缠。
不会的,也不能空着,选那个看起来最有可能的答案。
主观题拿不准的,就把能想到的可能,统统罗列上去,说不定里头就藏着正确答案。
这一套套,都是他自己一点点从错题里抠出来的血泪经验。
日子在紧张里,一天一天地过。
直到有一天,一封信,从北京,寄到了鞍山。
那封信,在单位负责人的桌上,整整躺了半个多月。
等它辗转递到吴福辉手上时,他拆开信封的手,都是抖的。
里面是一张准考证。
考号“京字”。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挂号发出准考证的日期,是1978年4月18日。
可他收到信时,鞍山邮戳上清清楚楚地印着5月2日。
也就是说,这封信在路上,走了足有半个月。
而这半个多月,本该是他抓紧复习的黄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