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不高,却像磨砂纸般的粗糙感,刮擦着耳膜。
我下意识地想把筷子换到更灵活的左手,指尖刚一动,她涂着蔻丹的手指就“笃”地一声敲在光洁的桌面上,不重,却惊得我心脏一缩。
“改!”她盯着我,“连个筷子都拿不好,以后能成什么器?蠢也要有个限度!”
父亲坐在主位,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沉默地咀嚼着他盘子里那块煎得恰到好处的牛排,刀叉在瓷盘上划出细微的声响。
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氛围,或者说,他早已把自己隔绝在这种氛围之外,成了一个日渐模糊的背景板。
父亲的目光很少真正落在我身上,偶尔对上,那里面也只有一种深重的疲惫感和……
复杂情绪,快得抓不住,却像冰冷的针,扎得人生疼。
周婉仪对我学习的“关心”更是变本加厉。书桌正对着她常坐的沙发位置。
她会捧着一杯热茶,氤氲的热气模糊不了她锐利的视线。
只要我的笔尖稍有停顿,或者腰背弯下去一点点,那杯底磕在玻璃茶几上的清脆声响就会立刻传来,像一记警钟,敲得我头皮发麻。
“腰挺直!眼离书本一尺远!写个字跟鬼画符似的,右手是摆设吗?”
她总能精准地找到我的【错处】。我的右手,那只被她强行矫正,始终僵硬笨拙的右手,写下的字迹确实歪歪扭扭,丑陋不堪。
每当她把我的作业本甩到我面前,指着上面被红笔狠狠圈出的错字和难看的字迹时,我都能清晰地看到她嘴角那一丝极力压抑的笑意。
她不喜欢我的左手写好,都说左手写字的人,脑子有病。
她喜欢看我狼狈,看我挣扎,看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在她的规则里痛苦地表演。她享受这种掌控感,享受在我身上刻下“笨拙”的烙印。
我的左臂内侧,靠近手肘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月牙形疤痕。
那是十岁那年,一次数学考试,题目很难,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试卷上空白一片。
周婉仪是通她自家亲戚的关系,调到自己小学教任数学,她不知何时站在了教室后门的阴影里。
那冰冷的目光穿透空气钉在我背上,恐惧瞬间攫住了我,右手猛地一抖,笔尖狠狠戳在手臂上,划开一道口子,血珠瞬间冒了出来,染红了试卷的一角。
钻心的疼。
可更疼的是考完试回家,等待我的那场狂风暴雨。
她根本不在乎那道流血的伤口,只在乎那张被玷污后分数极低的试卷。
那晚,她冰冷的斥责声和父亲沉默的抽烟背影,成了我对家最深刻的注解之一。
疤痕会淡去,可那种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冰冷和恐慌,早已渗进了骨头缝里。
我以为这就是全部的黑暗了。直到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夜。
空气粘稠得像凝固的胶水,一丝风也没有。窗外连蝉都懒得鸣叫,死寂一片。我口渴得厉害,蹑手蹑脚地想去厨房倒杯水。
路过紧闭的书房门时,里面竟意外地透出昏黄的光线,还夹杂着奇异亢奋的交谈声。
是父亲和周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