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李恬叫我,“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我回过神来,“我在想,你说得对,你不是为了这点事分手,你是为了自己的命。”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酒窝又回来了。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她拍了拍我的手,“说完舒服多了。”
“以后有什么打算?”
“好好工作,好好考证,好好吃饭。”她掰着手指头数,“对了,我还想去报个瑜伽班,之前他一直说我胖,不让我去,说瑜伽老师都是男的,不正经。”
“什么逻辑?”
“谁知道呢。”她耸了耸肩,“反正以后我不用听他的了。”
我们碰了一下杯,红酒在杯子里晃了晃,映着客厅的灯光,像一小块琥珀。
那天之后,李恬的状态慢慢好了起来。她又开始按时上下班,偶尔找我吃饭,偶尔在微信上给我搞笑的段子。她报了瑜伽班,还报了一个烘焙课,说要把这一年半没学会的东西都补回来。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像一场感冒,了烧,吃了药,出了一身汗,就好了。
可我不知道,有些人不是感冒,是慢性病。你以为好了,其实病灶还在,只是潜伏着,等着下一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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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第二个周末,江城的雪终于落下来了。不大,细细碎碎的,像有人在天空撒盐。我窝在家里看剧,李恬给我打电话,说她在楼下,让我下来,说有好东西给我看。
我裹着棉袄下去,看见她站在单元门口,手里举着一条围巾。红色的,很正的红,像一团火。
“好看吗?”她围在脖子上,转了一圈,“我自己织的!”
“你什么时候学会织围巾了?”
“烘焙课的老师教的,她说织围巾能让人静下心来。”她笑得眉眼弯弯,“我织了两条,一条给你,一条给我自己。”
她把另一条递给我,也是红色的,针脚有点歪,但看得出来很用心。
“为什么是红色?”
“因为红色喜庆啊。”她歪着头,“而且红色暖。”
我接过围巾,围在脖子上。确实暖,不是毛线的暖,是心里暖。
“走,请你吃火锅。”她挽着我的胳膊,“今天工资了,我请你吃好的。”
我们去了小区外面那家重庆火锅店,要了一个鸳鸯锅,点了毛肚、鸭肠、牛肉、金针菇。李恬吃得满嘴红油,一边吃一边说:“之前张建国不吃辣,我好久没吃火锅了。”
“他不吃辣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说吃辣对皮肤不好,不让我吃。”她翻了个白眼,“我现在才想起来,我凭什么不能吃辣啊?我又不是他的附属品。”
“说得对。”我给她夹了一片毛肚,“多吃点,把一年半的都补回来。”
我们吃到一半,李恬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脸色变了。
“怎么了?”
“张建国。”她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不接。”
手机响了一会儿,停了。然后又响了。又停了。又响了。
李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手指攥着筷子,指节都白了。
“接吧,”我说,“听听他说什么。”
“我不想听。”
“你不接,他会一直打。接一次,说清楚,就好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拿起手机,深吸一口气,接了。
“喂。”
我听不清张建国在那边说了什么,只看见李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硬,像冬天里的湖面,从水变成冰。
“不用了。”她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边又说了一串话。李恬的眼眶红了,但她没哭。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说谁不懂事?你说谁不识好歹?”
她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一声刺耳的响。
“张建国,你给我听好了。我李恬,这辈子最懂事的事,就是跟你分了手。”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摔在桌上,坐下去,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酸梅汤。
“他说什么了?”我问。
“他说——”她的声音在抖,“他说我不识好歹,说他对我那么好我还不知足,说我离过婚还能找到他这样的已经是烧高香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让它们掉下来。
“田颖,他说得对吗?我是不是真的不识好歹?我是不是真的——只能找到他这样的?”
“你放屁。”我说。
她愣了一下。